民间声乐传承与现代声乐教育发展

二、有关我国的民间声乐
由于中国的民间音乐及其理论较多是靠口头形式创造、使用和沿袭下来的，因此民间音乐传承主要是指“口传心授”。“口传”即口对口的教习或说是面授机宜。“心授”就是心领神会，是传授用书面语言难以表达的音乐的神韵。
关于“口传心授”的妙处，中国民间音乐“活态”传承的意义在我国特有的记谱方式上也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由于“口传心授”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即兴性，形成了我国独特的记谱方式。我国从古至今用来记录和传承音乐的乐谱种类繁多，如宫廷雅乐所用律吕谱、工商谱，古琴文字谱、减字谱，宋瑟谱、埙谱、工尺谱、二四谱、三弦谱等，其中使用最多应用最广的是工尺谱。工尺谱是采用汉文字记谱的乐谱谱系，它采用文字记录音乐的符号，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尺谱的最大特征就是只记录音乐旋律的框架和骨干音，对于那些细微的变化和装饰音则忽略不记，乐谱在音乐传承的过程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而音乐真正的精华和意义却蕴含在传授者那里”[2]，因此说东方文化是富有弹性而不确定的，即所谓的“音无定高，时无定值”，它注重的是过程（西方音乐注重的是结果）比如中国古琴演奏中表现出的音与音之间细微的音色控制，在中国戏曲中“行腔”、“拖腔”中的不断变化等。
总之，民间音乐传承是民众自发的自我传承，由于缺少自主意识，这种自发性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的认同，造成了“失语”的境地。但是，由于这种自发性，使民间音乐传承与学校统一教学模式的专业音乐教育相比更加有利于维护区域文化的特征和各种流派的保存。民间音乐文化是民族本质最完美的音乐表现，它不仅具有民间意义，更是具有民族意义，在这一点上，民间音乐的传承具有深刻的意义。

 

三、对“中西关系”的再认识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非常重视，为繁荣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如，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倡导艺术家重视民间音乐，“走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艺术多形式、多风格、多流派的自由发展；以及音乐艺术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思想观念等等，为新中国文艺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艺术家的积极性，投身于群众生活。正是由于这些方针、政策的指导，五六十年代，才有了以民间音乐为教育基础，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教育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教育体制的改变，文艺教育政策虽然也提倡学习传统民间音乐，但力度较弱。教育者也放松了对民间音乐的学习，师生们到民间越来越少，具有民间音乐歌唱能力的老师越来越少，传授的原生民间音乐则更少。传统民间歌唱在专业音乐教育中缺失了应有的地位。因而，民间音乐的传承链在民族声乐教育中，出现某些环节的断裂也是历史的必然。
　　大众媒体在实现信息功能之余，始终引领着一个时代的文化类型和文化风格。特别是电子媒介，对社会整体文化环境的影响力一直处在强势地位。建国17年，整体环境的文化需求，促使了民族声乐的健康发展。当时的强势媒体——广播，播放民间音乐的比例占全部文艺节目时间段的1／2；另一重要媒体——电影，有大量改编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歌，如《刘三姐》《阿诗玛》《冰山上的来客》等电影音乐；还有全国性的民间汇演，也通过广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整个社会都在极力弘扬民族民间音乐。学校教育不甘示弱，积极投身到学习、传播民间音乐的洪流中，不断汲取养分。无论专业歌唱还是音乐创作，真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
　　80年代以后，强势媒体对民间音乐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渐变过程。初期，是民间音乐的恢复期，民间音乐在传播媒体中占相当比例，学校的民间音乐教育也倍受重视。80年代初，武汉音乐学院恢复了民族声乐教育专业，师生们又开始了因文革停滞十几年后的民间音乐采集和学习。
　　而到了9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无边渗透，电视、电影、网络和MTV，使当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视觉文化或者说影像文化社会。工业时代的大众传媒成功地传播了固定化、标准化了的思想和情感模式。就音乐而言，大家虽然彼此之间毫无联系，但对千篇一律模式化音乐的喜好，不分彼此。

四、有关解决学校专业音乐教育中民间音乐传承问题
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具有主体性、基础性和开放性。民族音乐文化在具有自身根本特征的基础上，是一个传承与发展相结合的概念（既包含古代又包含近代和现代以及未来的发展）。学校音乐教育，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上，应将民族音乐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引进到音乐教育中，并将其作为音乐教育最重要的基础——即在早期教育中，它是音乐教育的主体，在随后发展教育中它是音乐教育的基础，让每一个学生从小浸润在民族音乐的母语环境中，并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多元音乐文化。
　　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深层文化问题，直到90年代开始，随着自身改革的深入才逐步为国人所认识，但这种认识是缓慢的，也是很不平衡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在我国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多年来这一学科的研究似乎也还未真正涉足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领域——学校音乐教育。因此，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审视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无论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当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改革的理论研究，也都是一个迫切的、有意义的，但又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本论文正是基于对这种现状和形势的分析而提出的，试图从教育与文化发展的双重视角，来探讨学校教育中民族音乐传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长期来忽视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互为基础的思想认识，忽视将数十万普通学校音乐教师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队伍，忽视将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民族音乐文化重要基地等问题；探讨有计划地分阶段分步骤将文化部门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教育资源，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发挥其本应具有的重要作用等问题。
注释：
[1]、乔健中《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资源》，《音乐研究》季刊，2003年2期
[2]、吴晓萍《中国公尺谱的文化内涵》，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管建华《音乐人类学导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
2、 宋瑾《西方音乐从现代到后现代》，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4月。
3、 乔健中《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资源》，《音乐研究》季刊，2003年2期。
4、 肖梅《20世纪两本书》，《音乐研究》季刊，2003年6月2期。
5、 刘承华《化‘中西’为‘多元’》，《人民音乐》2001年4期。
6、 管建华《21世纪音乐教育学科研究展望》，《交响》2001年第1期。
7、 吴晓萍《中国公尺谱的文化内涵》，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1期。
8、 韩勋国《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与音乐教育观念更新》，《黄钟》2005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