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与歌剧音乐剧创作浅议

阶级的革命要求;威尔第的《茶花女》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都是现代题材。百老汇音乐剧《西区的故事》描写了当时美国社会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移民问题 ,英 国音乐剧《西贡小姐》所表现的则是越南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被我们耳熟能详的剧 目所描写的,都是现代题材或现实题材。
    再看我国的歌剧和音乐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诞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和 1945年的《白毛女》,描写抗 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和一群中国普通农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命运遭际,在当时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创作演出于 1955年的《草原之歌》和60年代初期的《红珊瑚》也都是现实题材,这些剧目在中国歌剧史上都是无可争议的精品。新时期以来我国原创音乐剧的佼佼者《芳草心》、《四毛英雄传》、《未来组合》,均以当代都市青年的生活和爱情为表现对象,属于典型的现实题材。 
    中外歌剧音乐剧史上的这些事实证明,歌剧音乐剧艺术同样可以表现现实题材,而且只要具有足够的艺术魅力,同样能够成为艺术精品。 
    不可否认,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音乐剧创作,其整体质量仍不能令人满意,但却另有原因在(下文再述),而不能归咎于现实题材本身。 
    三、现实题材与三性统一 
    就歌剧音乐剧创作的基本规律而言,现实题材与其他题材并无根本区别,即同样追求戏剧的音乐性与音乐的戏剧性以及所有综合元素的高度统一;就它们的评价标准而言,过去是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今天则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据此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④明确表示反对。但这种倾向非但没有根治,日后反而有了恶性发展 ,所谓“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政治任务论”、“简单配合论”大行其道,导致“标语 口号式”、“标签化”、“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创作模式和低劣作品泛滥成灾。到了新时期,这种倾向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并没有绝迹。可见这种倾向在我国艺术创作史上是一个顽症。 
    现实题材创作之于当代艺术家,是一项崇高而光荣的艺术创造使命,必须抱着十分严肃的态度和精品意识来对待,而不能当作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草草从事、敷衍了事,或者为了在某些文艺评奖中获得现实题材的优势而追时髦、赶浪头,唯独不肯在艺术本体的精雕细刻上花大气力、下苦工夫。而一些地方和一些评奖的实际做法,也助长了此类“投现实题材之机 、取主旋律之巧”风气。新时期现实题材的歌剧和音乐剧作品之所以质量不高、艺术感染力不强,当然与艺术家对歌剧音乐剧艺术规律认识不够、整体驾驭能力缺乏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创作心态浮躁而导致艺术上的粗制滥造,枯燥无味的情节铺陈、干巴巴的艺术形象、空洞刻板的政治说教等不良现象之依然存在于当代创作中,说到底还是过去时代那些“题材决定论”和“简单配合论”等错误倾向的死灰复燃。 
    要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真正做到“三性统一”,很不容易。艺术家如果对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缺乏具有历史感和预见性的哲理思考,如果满足于闭门造车或者对他所表现的人物、事件做浮光掠影的猎奇式描写,就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性;如果没有将崇高主题 、生动情节、鲜活人物与歌剧音乐剧所有表现手段严密整合成一个活泼舞台艺术生命的精湛技巧,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艺术性;如果不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代观众审美情趣和文化市场的变化并在创作实践中强化剧目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使我们的舞台演绎真正做到故事抓人、形象生动、语言新颖、音乐好听、舞蹈好看,就不可能有较强的观赏性。 
    因此 ,“三性统一”是以“三贴近”-——贴近时代 、贴近生活、贴近观众——为根本前提的。艺术家如果不能切实做到“三贴近”,所谓“三性统一”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当前现实题材创作的大忌,就是“三疏远”——与时代疏远,与生活疏远,与观众疏远。坚决克服“三疏远”,扎扎实实“三贴近”,是现实题材创作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这些话说来容易做来难。但只要当代艺术家中的有志者持有这样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切实地付诸于创作实践,他就必定会占据现实题材创作的制高点,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