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音乐——兼论艺术的特殊性

对精神的流变。把某一类艺术或某一类音乐视为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的代言物、代表，这正是艺术或音乐中意识形态的表述。必须承认，这种理论对从事艺术史的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它力图从复杂多变的艺术发展过程中理出清晰的线索，对于划分线索，统观整体的确不可或无，但它无助于深入理解和探索特定情境中的艺术事件和作品［7］。却衍生了许多空洞的话语。音乐美学及中外音乐史研究中，由于长期受制于此类意识形态，长期以来不仅导致提不出重大的原创类问题，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伪问题的提出，而从逻辑角度看，从一个假问题或伪问题是引不出真答案的，如“中国音乐应走向何方”、“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应是什么”、“人民需要什么音乐”等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关于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在国内的许多音乐史书中、音乐欣赏类书籍中大都把此曲与列宁格勒保卫战联系起来，且绘声绘色，逐段解释，但据最近重印、首次公开发行的《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却回忆：“《第七交响曲》是战前设计的，所以完全不能视为在希特勒进攻下有感而发，‘侵犯的主题’与希特勒的进攻无关。我在创作这个主题时，想到的是人类的另外一些敌人……我的交响曲大多是墓碑……”［8］。这本据记录者伏尔科夫所说，在这本每一章都有肖斯塔科维奇签名的回忆录中披露了在斯大林时代政治意识形态重压下，音乐家的处境和所遭受的从肉体到精神上的压制，值得所有从事音乐学工作的研究者深思，但至今在中国音乐思想界却少有回响。中国情境中，尤其是音乐思想、方针中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另一源头，便是前苏联极左艺术理论。虽然这一派的理论在今天早已被从各个方面加以批判，但其留下的影响仍存在于许多人的心中，在意识形态影响最为严重的音乐学研究领域，还极少有人触及这个“元问题”。

　　正象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一样，中国情境的意识形态除了有源自西方思想中的源头之外，它在中国之所以长盛不衰，也有其中国思想文化中得以生长发育的温床。这个温床的起点似应划在西汉董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后。在此之前，儒家应该说只是个松散的民间性思想流派，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中，它有时略占上峰，有时又隐没不现，还有时它甚至不是最为突出的一员。在孔子的言论记录《论语》之中，充满着各种常识性的论点，同时也带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