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国传统图形中的意象美及在现代艺术中的传承

人们对这种“意”的执著追求，才使“形”得以代代相传，可以说，“意”的历史延伸催生出了“形”的历史衍生。例如‘旧中有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人们对阳鸟图腾的崇拜，使得中国传统的鸟纹有了阳鸟—朱雀—凤鸟的历史衍变。在原始社会中龟应是某些氏族的图腾，其图形在彩陶中多次出现。从安徽凌家滩新石器时期的玉龟及腹中的玉版，可以推测出当时将龟作为“天圆地方”的宇宙象征。因此，商周将以龟腹甲作为占卜的神具，视大龟为国宝。龟卜消亡后，“千年龟”是长寿的象征，为道家所推崇。元代以后，民间忌讳龟纹，但明清宫延中仍置有巨大的青铜神龟，至今尚存。
 从图形符号的这种“意”的历史延伸可以看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形”的演变都不是对其原始“母题”的彻底否定，而是以新的审美观念赋予新的形式，从而使这些“母题”不断丰富与拓展。
　　3形意结合归于象之秀
    在西方美学中突出的特点是“以个体为美”，强调形象性、生动性、新颖性，与西方人的审美趣味不同的是，中国人强调“意”(主体)与“象”(客体)在审美过程中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象”与人的“意”是相联系的。这种审美观体现在图形艺术当中，就是注重事物本质和自然的表现。
    象的结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象显道，具体说是指艺术家在取象之时，应突破有限的孤立的物象，使物象体现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道或气。中国传统图形注重画面的含蓄自然、以一当十、计白当黑、虚实相生，如汉代漆器上的凤纹，甚至脱出了表现对象的原有造型，只提取了体现凤鸟特征的一些造型元素加以变化组合，使得纹样似凤似云，舒卷自如，着重体现一种浪漫飘逸的气质。另一方面是以形传神，表现形式不重“写实”重“传神”，不重“再规”，重“表现”，注重表现整体造型的气势，而不是对客观对象事无巨细的全盘描绘，注重事物质的表现，往往是意到为止，决不拖沓，“恰到好处”。中国传统图形在每个时期的变化虽与前一个时期大相异趣，但在形式多样的造型中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仍然呈现出惊人的生命活力。不论是彩陶上稚拙的鸟纹和蛙纹、青铜器上的狞厉的婆臀，还是汉代漆器上飘逸的凤纹，其神韵的承传再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与风貌。
    中国传统图形的基本审美观念也应用于现代艺术图形结构中，也是平面设计师获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关健之一。刘巨德教授说:“我深信:现代设计与中国传统艺术设计，设计艺术与绘画艺术，在美学上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思想对图形想象创意将会赋予更多更新的启示。”中国传统图形的意象美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传承，对设计出具有生命力的中国型现代标志意义极为重要。
    标志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它以简洁的形式表达一定的内容，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标志传达信息的功能很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超过语言文字，、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标志实际上是企业或团体的一种“意”的外显和延伸。人们籍以象征符号祈求幸福生活，公司或团体籍以标志的寓意希望得到振兴和发展。传统图形的“意”，沿用到标志所属公司的固有的内涵之中，从而延展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使其更具有文化性与社会性。
    一个标志可以看作包含众多审美意象的组合，将构成标志的各个组成元素(点、线、面等)看作单一的审美意象。这些审美意象，如同无数个合力，虽然其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系统，但它们相互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并且同时处于某种特定的氛围—“场”之中(所谓场，获是指由众多小一级单位的审美意象相互作用而产生，并又笼罩着这些审美意象的一种特殊的氛围或情高，是新的审美意象生成的一种特定的精神氮氢)。譬如，在进行现代标志设计时，运用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力求将形的元素重组成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达特定丰厚的涵义。意象美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具阳刚之美，一种有阴柔之美。《易传·系辞》中认为“阳与阴统一于道”，这两种美是可以统一的。陈绍华先生所设计的“申奥标徽”标志图形，综合运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太极互动图形和国际奥运形象特征，在图形表现手法上，应用了感性化的中国书法较为自由的笔触效果，整个图形形式简洁有力，富有很强的感染力。
    历史的传承不一定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意象美在现代艺术中的传承体现了民族理念的复兴。当然对传统的全盘照端与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化的态度一样不可取，中国现代标志设计在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精髓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来自现代西方的各种设计思潮，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寻找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创造出符合新时代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