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

早就完成了。一般来说，对高度理论性著作的口述与传记的怀旧谈不同，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在好不容易捕捉到了“新世界观的天才性萌芽”的时候，连整理理论点的备忘录也没有就自己口述让人记录，即使是文思如涌的人也做不到。而且1845年那个时候，恩格斯绝不是马克思的“弟子”。如果是对夫人以及魏德迈进行口述还说得过去，另外如果是只要稍加修改便可以定稿的内容也说得过去，让恩格斯记录需要再次誊写的草稿，马克思是不会那样做的。

    三、简短的评论

    在国外马克思学家中，除卡弗和广松涉外，琼斯、里格比、凯尔纳等人也认为青年恩格斯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琼斯指出，“一些基本的和持久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最初浮现于恩格斯的而非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9] (P102)里格比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一致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一书中指出，恩格斯在1842—1844年间所作的许多实际历史分析，预示了他和马克思后来所发展的思想：对生产力发展的强调，把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所达致的发展水平联系起来，从阶级权力来看国家的特征，以及对政治经济学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分析等；[10] (P41)《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中关于生产力社会首要性的论断，关于现代社会分化为两大阶级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兴起与衰落及其创造的“产业后备军”的分析，关于国家作为“阶级国家”的概念，关于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说法，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等，显示了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10] (P63)凯尔纳则从对“现代性”分析的角度考察了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在凯尔纳看来，尽管以前的理论家也对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作了区分，但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对现代性作了严格而全面的历史分析。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是恩格斯先于马克思对现代和前现代社会的区别作了“理想型”的分析。[11] (P174、175)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主导看法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领先于恩格斯，马克思是“第一提琴手”。在这一前提下，国内学术界通常否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上存在“对立”，而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通常是抬高马克思而贬低恩格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