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人道主义的承接:价值观抑或历史观

   三、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承接了人道主义?
　　
　　马克思与人道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可以从马克思一生主要代表性文本加以考察。其中明显可见，在1845年前后出现了马克思对人道主义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解。前期是在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双重意蕴上承接了人道主义；往后马克思在保留价值观上的人道主义后彻底认识了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局限，加以否定并创立了唯物史观。
　　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表现出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他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进人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学派，但从未真正成为黑格尔的盲从者，带着德国古典理论原点的“自我意识”的惆怅进入了古希腊哲学原野中寻求自由。并在考察德谟克利特的逻格斯必然性与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展现的偶然性自我意识的自由后，马克思反对把自由理解为脱离必然性的自由，不能把人与周围环境对立起来实现自由。他指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出版自由问题表达了人道主义的呼声，“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1843年困惑的马克思面对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一文时，欣喜地看到了探索人的解放的新思路。也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初次完成了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但是在建立新世界的动力上，仍然区分“能思想的人”与“受难的人”，指认前者才是人类理性的代表。这就是说，马克思虽然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但是在历史观上仍然陷入唯心史观泥潭。在克罗茨纳赫时期一直到巴黎时期，马克思对历史与政治深入研究后，批评了鲍威尔把政治解放看作是人类解放的错误。可是马克思此时也同样没有科学地阐述人类解放道路。他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自己。”1844年，马克思进入了经济领域，寻求自身哲学追求的现实化，也就是人类解放的现实化。但是主要还是借助和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系统阐发了人道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它只能“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里的人还是一种“类”，没有进入到现实“个人”的视角，故而这里的人道主义还是在价值与历史观双重意义下的承接。
　　1845年以后一直到马克思逝世，他从来没有放弃早在青年时期就树立的人道主义目标。但是从此他改变了以往只是一种道德批判，因为他从前在把人作为“类”来考察时陷入了唯心史观。只有在他探寻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宝藏后，才完成了科学的批判。这一转变发生在1845年，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也就为唯物史观找寻到一个现实的起点。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运用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凝聚了近40年心血的《资本论》中，马克思面对惨无人道的社会现实悲愤地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着极卑微的角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_在1872年《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又指出：“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晚年的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仍然渗透着人道主义情怀。他说：“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列举这些成熟时期文本，我们看到了对人的关切是贯穿于马克思一生的价值理想。这里显然是一种价值观上的认同人道主义，但是在历史观上与1845年之前存在一个明显的断裂，因为这时马克思已经摆脱了从抽象的理想人性原则出发来论及人的终极关怀、幻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就是在1845年，他在寻找和解决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最后在对费尔巴哈和所谓“真正人道主义”进行批判后，彻底澄清了历史观上与人道主义异质性。

　　四、“马克思立场”解读原则
　　
　　当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中，一个核心的问题便是马克思的哲学个性或“真精神”到底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学术性追问中，出现了诸多的解读方式，因为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就是首先要解决马克思哲学的解读问题，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在目前的解读中，出现了诸多有悖马克思鲜明立场的解读方式，加上马克思哲学研究者自我放逐，马克思哲学日益尴尬地处于“边缘化”的局面。笔者认为，要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在解读方式上就必须把马克思的立场置于前提性的位置。也就是说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尺度作为解读马克思并从而反观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立场尺度。从上文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生十分关注现实个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把毕生精力奉献在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上，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这就是“马克思立场”。这一点是每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事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工作者都必须铭记于心的起码守则，也是最高的解读原则。它是基础性的、前提性的、也是所有解读模式的一种皈依。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真正把人类引领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科学解放理论，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理论使我们洞察到了人类之谜与历史之谜。它为我们指明了人类未来的前程美景，它如“人间的普罗米修斯”警醒世人并提供了改造人间异化、苦难、灾痛的唯物史观。在这样的科学性批判中一直相随着理想性，即对现实人的关照。在对马克思文本一些学术化的研究中，我们更加深了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比如，通过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与对话，我们对马克思哲学范式转换的研究、解读模式的跃迁都进入了很深的层次。从这个层面讲，我们要不断寻求新的解读模式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与创新。但是在马克思哲学的理想性上，是不能悬置的。一旦我们偏离了马克思哲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这一基本立场时，任何解读都是有悖于马克思的，是无效解读。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应当综合理解各种解读模式，并将“马克思立场”解读原则置于首位，以其为中心，不断将其他的解读模式相互渗入，创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新的解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