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启蒙运动史上的重要环节。它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口号，宣扬爱国主义，主张自由、民主，倡导新文化建设，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实现了启蒙目标的现实化、启蒙武器的民族化、启蒙态度的理性化、启蒙主体的大众化和启蒙哲学的科学化。在国难当头的艰难 形势下，它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新启蒙运动提倡“中国化”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开始于五四运动，而形成大规模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虽然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张申府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张申府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离开本国的国情，不能没有“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体，“一般”必须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特殊”是“一般”的具体表现。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这一运动中“中国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学脱离实际而变成空洞的理论，那是相当有害的。为此，他在批评哲学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哲学界尽快“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真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