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段的文化应该是爱国主义的，而“爱国主义在中国的本质也是民主主义的”。“但它不是简单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重复，就好像它在政治运动上已经有了更坚强的主力一样，在文化上也吸收了近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而有了更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有了更正确的策略和战术”（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现世界》创刊号，1936年8月）。在新文化的形式上，新启蒙者强调，新文化的创建和普及必须以“本国化”、“本土化”为前提，既要吸收外来思想的精华，又必须适合“中国土壤”，立足民族实际，创造适合现实需要的新形式，使新文化的建构“染上中国的特色”（张申府：《论中国化》，《战时文化》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在新文化的内容上，新启蒙者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反对“公式主义”，强调“唯物、客观、辨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和内容”。新文化必须“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在新文化的主体上，新启蒙者以“大众化”为口号，广泛发动民众，教育民众，克服了以往文化运动的狭隘性。

　　新启蒙运动关于新文化建设的理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展现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思路，在于在中西古今的参考系中全方位地思考解决中国危机的有效方案。”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无论在本质上、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主体上，都已具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雏形。这些重要思想经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进一步总结和发挥，最终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正如著名史学家吕振羽在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过程时所说，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伟大方针”的提出，是“总结了新启蒙运动和以往新文化运动的全部经验，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