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机制对党内民主建设的价值考量

　　
　　四、扩大党务公开透明是党内民主的表现形式，其目的就是通畅党内参与渠道
　　
　　在现代政治理论中，政治的透明性指政治信息的公开，“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权利相关的政府政策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它有关的政治信息。透明性要求上述这些政治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对公共政策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14]从党内民主建设的角度来说，只有党务公开，特别是党内权力运作过程的公开，才有可能形成正常的党内参与机制，才能推进党内民主。
　　公开是民主的前提，是参与的起点。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党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高度，提出了要“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十七大报告也要求“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十七大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在党员中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一方面是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实施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前提条件，为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是提高广大党员参与热情和参与质量的有效途径，因为“通过信息公开和信息自由，实现政府信息的对外开放和分享，会刺激参与者的参与欲望、提升其行动能力和参与质量；通过参与质量的提升，政府能得到更充分、有效的信息并将其运用于行政决定和政策制订的过程，以提升行政质量和合法性。”[15]党的政务公开与党员的民主参与实质上是一种互动关系，实现这种互动的良性循环，本身就是一种参与制度构建。
　　党内政务公开也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肩负艰巨的历史重任，党内外的各种决策往往事关全局，“建立制度化、程序化的参与渠道和上下协调的沟通机制是基本前提。通过扩大决策活动的民主参与，执政党可以充分掌握社会需求，有利于正确决策，而最大限度的防止和及时纠正决策失误。”[16]在现行的政治环境下，使党内的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效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党内政务充分和有效的公开，知情权是参与权的基础，知情的质量决定参与的质量。只有充分公开，才能集中民智，共同解决、实现党内民主的良性运转，在这个意义上，党内的政务公开也是培养党员民主素质的重要手段。
　　党政机关应该建立科学的民意调查制度，广泛而深入地收集能够反映社会普遍关心、涉及党员利益、党员反映强烈以及对党内事务和党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关事项的信息，依此来公开有现实针对性的党政信息，增加党员对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的信任。另外要从根本上解决党员对党务政治冷漠的问题，下大力度营造党员党内政治参与文化，提高他们认知行政信息的能力。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党内各项相关的民主制度包括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党内情况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等要不断健全和完善。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使党员的民主权利有制度上的保障。
　　
　　五、党内监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功能，参与机制是实现其制约作用的手段
　　
　　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权力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总具有无限的扩张倾向，“特别是掌权者自身有着特殊利益，如果公共权力不受到制约，那么掌权者必然会利用权力，为实现本集团的私利而侵犯人民的利益。所以保障公民权利的关键在于制约公共权力，制约公共权力是民主的实质”[4]。
　　如果把民主参与对权力制约理论借鉴到党内民主建设上来，我们可以推演：党的民主化是政党发展的推动力。“一个民主的政党，才能最大可能地把民众吸引到自己周围，才能集中党的成员和党的支持者的智慧，更科学地执政或对政治权力的运作施加影响，才能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才能有效地防止权力滥用、遏制消极腐败现象”。[17]执政党的地位和特点决定了党和国家机关必须要有监督和制约机制。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8]他还进一步强调：“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18]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18]这些论断对广大党员参与党内监督的重要性给予肯定。只有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参与机制，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切实保障党员的选举权、检举权、申诉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从而使党内权力运行始终置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保证各级领导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