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本到民主

中国政治传统的一大特色是民本主义，其含义可以"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概括。"作之君"，君王须负责民众的生育长养；"作之师"，君王须负起民众的教化之责。倘若君王没能很好地"养民"以致民众不得不"自养"，那么这个君王就不合格。仅仅做到"养民"而没有"教民"，也还是不够的，"不教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孟子·告子下》）如果君王很好地做到了"养民"和"教民"，那么他就是一个"仁君"，君民之间就达致理想的和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亦天下，忧亦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后世范仲淹将孟子的这种思想还推进了一步，提出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民众这一面来说，"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视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荀子·富国》） 
     
    自汉武帝时期儒学获得独尊地位，民本主义就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指导原则，以致两千多年后，中国的统治者依旧念兹在兹："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子。""朕……抚育诚求，如保赤子，不惜劳一身以安天下之民，不惜惮一心以慰黎庶之愿，各期登之衽席，而无一夫不得其所，宵旰忧勤，不遑寝食。"（雍正：《大义觉迷录》） 
     
    民本主义的内容至少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所有的人分为两个群体：君和以君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治人者"），民众（"治于人者"）；二、道德诉求是这两个群体作为政治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三、两个群体的道德诉求有所不同："治人者"要求"爱民"（"仁"），"治于人者"要求"忠君"（"忠"）；四、道德诉求既来自于自身，也来自于对方，成为带有普遍性色彩的社会意识形态。 
     
    民本主义以其田园诗般的温情撩人遐想，尤其是在中国这种自古自视为"天下"的封闭圈子里，更成为人们千古不易之理想。但理想归理想，现实却与之完全相背，不仅"圣君贤相旷百世不一遇"，（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中国社会历数千年，也"仅成此一治一乱之局，而半步未进"。（严复："《法意》按语"）一旦与完全异质的西方文明碰撞，立即一败涂地。 
     
    很多人在探讨个中原由，但他们的思路仍然局限在民本主义的圈子中： 
     
    太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孔子说："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又曰："先之劳之。"夫子值东周之衰，世变未极，故为此浑容之语。洎乎孟子，世变将极，上下之情愈离，故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悲天悯人，冀世主之一悟，不啻大声疾呼。卒之举世聋聩，竟无用者，终成暴秦之祸，伤已！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顺受不贰。呜呼！信如斯也，则是天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亦从而嘉许之，以布告四海。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郁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乎，孰使之然哉！（郑观应：《盛世危言·原君》） 
     
    在这段话中，民本主义依旧是衡量、检讨政治得失的标准，依据这样的标准，之所以有如此不幸的现实，根源在于"君"不尽责，"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没有做一个"仁君"。反过来说，如果他们不"聋聩"，听从孔孟之言，真正成为一个爱民如子的"仁君"，就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而是相反。这正是中国人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的一贯思维，究其实，还是缘于人们没有摆脱民本主义的窠臼。理性如梁漱溟者，也作如是观，他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之不免于专制，并非其本意，而"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按照他的说法，这样的现实只是因为理想没有落实的缘故，倘若理想得到落实，就不会是这样的现实了。他与郑观应并无实质区别，民本主义仍然是其思维的主导。  又过了许多年，中国社会也经历了样式更为丰富、结果更为惨烈的"试错"，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中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现实，原因正在于我们有那样温情脉脉的民本主义理想。我们姑且同意统治者并无建立极权专制的本意吧，但民本主义必定要导致极权专制却是千古昭然之理。依据民本主义思想，"治人者"必定是一个道德圣人，否则的话，他的统治就缺乏政治合法性，同时也难以解释他成为"治人者"的事实之所以然。因此，"大德必得其位。""大德者必受命。"（《中庸》）"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雍正：《大义觉迷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