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本到民主

      
    既为"百举不过"的道德圣人，在逻辑上，"治人者"就必须要享有"独尊"的地位，否则，就自相矛盾。因此荀子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 
     
    为了达到"独尊"，在手段上就必须要消弭一切个体性的差异，"当是非，齐言行"，将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统一到一个标准上来，只要有任何的例外，"独尊"就不能达致。这个手段就是道德的意识形态化。作为道德圣人的"治人者"，他所独有的"君师合一"的身份使道德的意识形态化既获得合法性，也获得可能性。因为代表道德"至善"，所以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否则，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而失去继续存在的依据--在中国，政治上的不道德常常被认为禽兽不如，这直接意味者性命之虞。而道义和力量上的双重强势，使个体的反抗根本微不足道。 
     
    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化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强制，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道德意识形态化则使强制变得轻而易举。这除了它依靠政权获得的巨大力量，更在于中国独特的传统道德所具有的"腐蚀"性使其对手变得"弱不禁风"。对此，梁启超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说："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乎？"（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这种对于个体人格和精神的近于釜底抽薪似的作用，终至于使国人变得"无骨无血无气"，这反过来又使道德的意识形态化变得更为容易。 
     
    "自由乃权利之表征。"（梁启超）民众放弃自由，其实是放弃自己的权利。使民众放弃自身权利，正是极权专制得以存续的前提，中国的极权专制政权正是通过道德的意识形态化，一方面是外在的强制，一方面是内在的腐蚀达到这个目的。权利之不容于民本主义，正见出民本与民主的根本区别。 
     
    关于此点，前人多有论述。萧公权先生说："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量，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与民主很接近。其实，细较之下，两者完全不同。 
     
    民主政体之发端，首在于确认个体之权利，并视之为最高价值。正是因为确认了个体权利并给予相当之重视，就必须要制订相应的制度以保护每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个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在所有这些权利中，从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权利居于核心地位。所谓"民治"，就是由民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对此，孙中山有很透彻的分析，他说，民治"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人民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始可谓之行民治。"民治是实现民有、民享的先决条件，"要必民能治才能享，不能治焉能享？"如果没有民治，"所谓民有总是假的。"  民治就是全民自治，在一个政治实体里面，所有的人都属于自治者，每一个人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社会的主人，社会性的公共事务通过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契约来管理。在民主政体中，完全不存在象民本主义那样的"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区分，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凌驾于他人之上，所有人一律平等。 
     
    民主政体的制度既表现为法律，反过来民主政体也必须通过法律来维护。因此，法律置于最高地位，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任何人都不可以例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依据民本思想，人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低，取决于他的道德水平，"德必称其位"，"论德以图次"。根据这样的观点，作为享有最高地位的统治者，他同时也是最有德行的人，因此，他完全不受任何制约。西哲说："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总是要竭力维护自己的政权，可是最后却总是不免于灭亡一途，"终成一治一乱之局"，究其原因，正在于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的腐化。综观古今，在这条历史定律面前，任何人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没有例外。而统治者的腐化给民众带来的苦痛，是所有其他灾祸都难以比拟的，中国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常常就来自于统治者的腐化。权力之所以不受制约，正是因为权力者被认为是拥有最高德行的人，这使制约没有必要。 
     
    在民主政体中，权利是核心价值。权利的一大特质是其个体性，权利也正是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存在的标志，是每一个人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的依据和体现。如果没有了权利，或者说，如果权利受到了侵犯，那么，自己就不复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的命运就要接受别人的摆布，生命就会陷入如履薄冰的恐惧，随时会面临灭顶之灾。梁启超说："形而上之生存，其条件不一端，而权利其最要也。故禽兽以保生命为对我独一无二之责任，而号称人类者，则以保生命与保权利相倚，然后此责任乃完。"（梁启超：《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此真为的论，没有权利，即没有生命。与此相对，如果道德扩充到公共政治领域，则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每一个个体权利的侵犯；由于道德具有趋于"至善"的本性，因此它的侵犯性也常常"没有止境"，其所造成的后果，较之外来强敌的掳掠，往往更为惨酷。中国人活着的和死去的，多的就是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在民主政体下，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中不应该存在道德的影响因素，道德必须回复到私人领域，不可稍有僭越，否则即可能造成对他人的侵犯。 
     
    中国古代思想家晏子说："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民。"晚清思想家王韬说："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帮本，本固帮宁也。"我们现在说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能说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吗？我们虽然口里喊的是民主，但骨子里却是民本；我们虽然站在二十一世纪的土地上，衣着光鲜地在"现代化"，一些人甚至还在指点江山，但我们的思想却还在传承着中国传统中源自于久远、散发着霉味的最腐朽落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