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选”与干部制度改革

 

        由于“时差”的缘故，在《新华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版本的工具书中，尚找不到该词的条目，这是一个含义处在不断生成和丰富之中的新词。有趣的是，这样一个刚刚凸显且尚未定型的术语其“历史”源起却已难以辨析。到目前为止，谁（何时/何地/何义）首先使用“公选”一词，没有确切的考证。不过，按已有的一种说法，“‘公选’的称呼是四川省的创造，即‘公开推荐选拔领导干部’或‘公开推选干部’的简称”。[1] 一个“或”字使“公选”这一简称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公开推荐选拔领导干部”与“公开推选干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区别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范围；“公开推荐选拔领导干部”一般用于县及县以上政府部门领导职务的任用，而“公开推选干部”则多用于村庄以及乡镇两级干部的任用。二是性质；表现为“推荐”与“推选”的不同，有没有这个“选”（选举）字，程序和结果大不相同。因此，“公选”作为一个“简称”在源起上就是一个多义词。

 

        也许这种多义现象与“公选”两字本身的性质有关。就逻辑而言，“公选”一词可以分解为两个要素：“公”与“选”。前者在汉语中，指涉“公开”、“公平”、“公正”；后者则与“选拔”、“推选”、“选择”以及“选举”相关。“公选”一词似乎已包容了上述意义的诸要素。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试图给出“公选”的精确定义，不如描述一个大致的轮廓。简言之，“公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发展出来的一套不同于传统做法的干部任用方式，这些方式的一个相同特点是打破干部任用过程中的“黑箱”操作，通过不同的途径引入民意（或考试）因素，以实现“公开”、“公正”和“公平”的目的。

 

        从实际运用的情况看，“公选”一词包含三个层次，即村级组织、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县级及县以上政府部门的干部任用。具体来说，它既可运用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域（选拔国家干部），也可以描述基层组织（选举村庄领导人）；既可以是一种产生基层政府主要领导人的途径，也可以是地方政府内设机构负责人的遴选方法。在中国特定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它也适用于党组织领导班子的建设。从逻辑上说，它既指自下而上、高度动员、不同候选人公开竞争的“公平选举”（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也可指自上而下、层层组织落实、低度动员的“公正选拔”，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诸种过渡形态。自然，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公选”有着不同的制度设计。

 

        详细地说明不同的公选类型，也许非本文篇幅所能容许，不过简要地勾勒它们的基本特征及其区别还是必要的。以下的表格便是笔者作出的一个选择性的初步概括：

         

                                                      公选的不同形式及其特点[2]

         

        就“公选”实践的制度化程度而言，这一过程目前主要发生在县和县以上层次的干部选拔。在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中，并无“公开选拔”的有关规定。但在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专门设置了第九章“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其中第四十九条规定“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根据《条例》，公开选拔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地方党委、政府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或者其人选，党政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或者其人选，以及其他适于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领导职务”。这表明，九十年代以来县及县以上的公选实践得到了中央权威的首肯，并被正式纳入体制内的渠道而合法化。对于县以下干部的任用方法，中央将权力下放给了地方：“选拔任用乡（镇、街道）的党政领导干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3]就目前的情形而论，乡镇一级的“公选”实践仍处在实验阶段，其制度化进程尚需要一个过程。[4]相比之下，村庄一级的“公选”实践（两推一选、两票制等）已获得较大程度的合法性。[5]

 

        首先，任何意义总是在特定的脉络中得以形成并得到确定的，“公选”也同样，其意义乃相对于传统干部管理制度而言（当然，在一个开放环境中也存在着外部的比照）。“公选”实践源发于克服传统干部任用机制的弊端这样一种努力。这种弊端主要表现为人事权的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具体来说，在选择方式上，干部任用是“由少数人选人”以及“在少数人中选人”。作为一种必然结果，在行为机制上表现为干部责任的单向性，亦即只对上级政府（包括党委）负责，而不对下（群众）负责。这种高度集权的人事制度安排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并延续至计划经济时代。如果说那时的历史条件为这种制度提供了相应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其不相适应的一面日益显露了出来。众所周知，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基层）干部关系的紧张程度已经到了损害党与民众的血肉联系的地步。尽管这种紧张关系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与传统人事制度的特点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无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社会发展的目标看，干部制度能否优化以及如何优化对于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对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来说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一问题处理得如何不但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党的统治能力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公选”的意义正落脚于此。实行“公选”对于上级组织来说是拓宽了选人视野，有利于选拔真正的优秀人才；对于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来说，“公选”提供了一个发挥本领的政治空间。而且无论是经由选拔还是选举途径产生的干部，他们一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拥有相对充分的民意支持。此外，那些经过竞争性演讲和答辩脱颖而出的干部所具有的反应能力、应对能力、掌握局面的能力正是目前干部队伍中普遍缺乏的素质（如果说战争年代的干部素质主要是通过枪炮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培养的，那么，在和平建设时代干部的素质除了知识方面的要求外，主要是通过政治过程和政策过程得到训练的）。无庸质疑，“公选”对于中国整个干部队伍的素质更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这种更新的重要性将会日渐显现出来。

 

        综之，“公选”实践在干部任用制度这样一个具体的领域内，创造性地发展了我党的群众路线传统，使自上而下的干部考察机制与自下而上的淘汰-选择机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不但为我国的干部任用制度提供了可以不断吸纳新鲜血液和养料的渠道，也为我党开辟了一条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化途径。而且，在目前的压力型体制下，各级干部均程度不同地具有讨好上级的政绩冲动，“公选”这一变量的引入在干部的行为选择方面无疑起到了一种平衡的功能。对于当下政体的稳定运作来说，这种平衡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公选”的意义也取决于它在干部任用制度中的定位。目前，干部任职途径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干部任用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为了便于把握现实，我们不妨按照自上而上的序列，建构一个干部任用方式的逻辑连续谱：

         

        在台领导人      精英内部      公开职位          听取民意         在民意的基础      由选民选举

        直接指定          遴选任用      竞争上岗          组织决定         上任用干部          产生领导人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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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A： 人们通常联想到的是最高政治领域发生的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其他层次也存在不同的变异。但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这类实践已经退出、正在退出或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B： 这种类型具有不同的方式，而且制度化程度也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2002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除了“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规定之外，其余党政干部的选择方式均落入此一类型的范畴。相比于以前的做法，其规范化程度大大提高了。尤其是针对第一把手滥用人事权的可能性，在若干方面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定。

        C：一般情况下，越是技术性的职务，越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

        D：这是传统的经典做法。组织部门在遴选干部时，通常会走“群众路线”，以不同（不那么制度化）的方式听取群众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具有多大的分量并不取决于意见本身，而是取决于如何看待这些意见的部门或领导。

        E：主要指乡镇一级领导人的产生方式，其特征是候选人由选民或群众确定，然后通过某种法定程序产生。某种程度上，党支部选举中的两票制也可归入此类。

        F：如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的直选（1998年）。村委会海选也可归入此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