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摘要]要解决基层党建新格局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就要致力于基层党建在执政观念、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上的创新性转型，要把基层党建新格局的科学建构与伦理建构结合起来。
　　[关键词]基层党建新格局；结构性问题；创新性转型；科学建构；伦理建构
　　
　　基层党建再也不能停留在企业领导“核心”与“中心”和农村“两委”之争的表层微观问题上，而要着重按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因为基层党建的改革与创新面临着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
　　
　　一、现象：社会转型博弈中基层党建的结构性窘境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始逐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出现了许多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空间。从基层党建改革与创新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联性看，党的基层组织置身于纵向的城乡二元结构与横向的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结构博弈之中，实质上成了矛盾的焦点。基层组织利益与群众利益矛盾的日益凸显和社会期望值的提升。使基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目前，我国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健全，在社会三元结构转型过程中，很难形成三方的结构性制衡与和谐共进。基于这种现实，必须充分理解和重视基层党组织在三方博弈结构中的角色和处境，着力推进基层党建的改革与创新。
　　基层党建的改革与创新，不可忽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多样化影响：一是社会结构转型由两极化的哑铃型趋向于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经济市场化使群众对政党、国家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治冷淡主义滋生。这对基层党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阶层分化使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直接影响执政党的政策选择和基层组织的政策执行。特别是既得利益群体对基层组织的政策执行影响越来越大，公平与效率如何兼顾是一个现实的两难问题。三是宗教迅速发展和网络文化革命，对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使基层党组织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难度增加。四是两新组织、公共领域以及公民社会逐步崛起，凸显出某些与经典革命意识形态话语相疏离的现象，使基层党建以组织部门为主导的优良传统和现行经验不足以全面应对。
　　
　　二、原因：在三大约束条件下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某些机会主义所谓的“典型经验”和“理论建构”，忽略了基层党建普遍存在的公共财政、党纪国法和公共政策“三大约束”。而问题在于“三大约束”并非均衡自洽——硬的过硬、软的过软、泛的过泛。一是公共财政“硬约束”导向政绩经济主义，激变成一切向“钱”看：二是党纪国法“软约束”使基层党政“两委”以及“核心”与“中心”争权诿过各有理据，实质是一切向“权”看；三是公共政策“泛约束”强化了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由于转型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不确定性以及制度的过渡性和不完善性，有些具体问题纠结着多重利益冲突，无论怎么处理，情、理、法难以顾全。“混血儿式的”角色要求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道德文化改革取向难以契合，就可能导致承诺风险与信任危机。此类结构性问题的成因有三点：
　　一是政治组织行政化。“政治”与“行政”不分。基层组织依附于地方党委政府，受制于周围环境。特别在处理利益纠纷时基层组织要争取上级支持才能更好地维护本地利益。反过来，基层组织要积极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才有可能赢得上级党委政府的关照。这样就冲销了基层自治组织的独立性和民主性。地方与基层的非制度化分权，致使基层党组织与其他基层组织的政治关系名不实、言不顺。
　　二是行政组织经济化。基层组织在公共选择和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为了保持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身的政治优势，基层组织必然会不断通过行政手段强调经济优势以谋求社会对自身的尊重，从而衍生出不断扩张自身权力范围的经济倾向。
　　三是经济组织非市场化。基层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非行政化改革，虽然指出了问题所在，但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在对旧的制度进行否定后，改革措施有可能催生出其他行政化形式。因为基层党组织实质上还难以摆脱行政格式化的历史之累，主要表现在干部之累、财政之累和政绩之累。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基层政治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