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转型与体系嬗变

是中国乡村社区变迁调适的一个关键所在”。但也应看到，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外在影响，家庭和家族的结构、功能及其稳定性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社会福利责任和供给能力也会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在这种背景下，除了继续加强家庭在某些层面的社会福利责任之外，还需加强家庭之外的社会政治组织对农村社会福利事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强化政府的责任与作用，以应对家庭自身的变化，增强农民个体抗御社会风险的能力。
　　二、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中农村社会福利的体系嬗变
    前文着重从家族文化的视角勾勒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福利的制度转型过程，这些分析更多是从历时性维度去挖掘农村社会福利的演进脉络、发展逻辑和动力机制。然而，这些分析是不够的，当下社会的体制性和结构性变化对农村社会福利的影响可能更加直接、显著。因此还必须将农村社会福利置于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的共时性维度中作出更有现实性和针对性的阐释。
    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相对于改革至今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这场侧重于社会层面的结构转型更为深刻，其影响更加深远。社会福利体系作为社会体系的一个方面自然也无法逃脱上述深刻的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的总体规制。
    不过，作为一个后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建构的初期阶段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框架为比照对象进行经验借鉴和教训吸取的结果。然而，由于理解上的失误，盲目将西方的高福利负面效应运用于中国语境中，以至于不恰当地采取了政府的消极福利政策。贯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的主导思想，基本上都来自西方经典著作或高福利时期的改革理论和经验，并推导出“高福利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这一经验性结论。其政策后果是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中的责任经历了一个逐步缩小和退出的过程。其突出表现是，家庭和个人被重新界定为社会保障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而政府则只限于补偿或解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部分社会成员的传统权益受损的问题。这种不恰当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建立过程依据的是对西方高福利问题的片面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