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滞后程度测度

摘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滞后应相对其自身工业化发展水平而言，是城市化发展难以满足工业化发展要求，是城市化难以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与国际经验没有必然关系。通过构建测度中国城市化滞后程度的新模型，对三个层次的偏差绝对数和偏差相对数的测度。结果表明，农民进城是工业化提出了城市化的要求，农民工却是城市化滞后的充分表现，因此农民工及其家属才是中国城市化的目标，没有农民工城市化将失去意义；与国家发布的城市化率逐年提高，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更加协调的统计印象相悖，无论以偏差相对数，还是偏差绝对数来衡量，相对于工业化（非农化），中国城市化滞后程度在不断加重。 
　　关键词：城市化；工业化；非农化；农民工；城市化滞后程度；偏差相对数；偏差绝对数；钱纳里模型；库兹涅茨国际标准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2-0123-07 
　　城市化滞后是个老问题，但这个老问题并不是一个历史问题，直到今天中国城市化滞后引起的社会经济矛盾仍然困扰着我们：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农村环境污染加剧、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社会流动人员管理难、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等等。[1]为此我们必须要面对它，解决它，但首先要了解它，了解要从度量城市化滞后水平开始。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度量方法的基础上，以具有经济意义和可操作性为原则，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新的测度中国城市化滞后水平的模型。 
　　一、已有的测度方法 
　　（一）运用钱纳里模型测度城市化滞后程度 
　　Hollis Chenery等（1975）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进行综合研究之后，提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一般模式，即伴随这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和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逐步增长，产业和经济结构持续演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见表1）。[2][3]钱纳里模型利用城市化与工业化（见图1）或城市化与人均收入水平（见图2）的历史经验判断城市化情况。 
　　图1描述了一国城市化比率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以及城市化比率与非农产业的产值比重的关系。从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率与非农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具有强相关关系。与此同时，图2描述了城市化率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系，可以看到它们具有指数关系。正是利用这一经验关系，钱纳里模型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状况。 
　　套用钱纳里模型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简单的分析，以便对该模型加深理解。在以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近似替代制造业产值比重进行数据分析时，可以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国际标准模式为参照，中国的工业化①和城市化水平相对协调，当二次产业的产值比重达到21%时，城市化率超过了12%；当二次产业的产值比重超过40%时，城市化率却仍然不足20%，如果利用钱纳里国际标准模型测度，此时的城市化率应该超过60%。用制造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发展水平，那么在中国工业化初期，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滞后5个百分点左右，如果用钱纳里国际标准模型测度，此时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应超过工业化水平。2014年，中国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早已过了90%和65%，以钱纳里国际标准模型来测度，此时的城市化率应该超过65%，但事实上即使用中国城市常住人口计算，当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也不足55%。由此可知，中国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力远小于国际经验，不断偏离国际标准模式。运用钱纳里模型测度城市化率，发现相对于国际经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偏慢，城市化水平滞后。 
　　此外，根据钱纳里模型，当一国或地区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时，该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应该超过60%。而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人均收入就突破800美元，1999年更是超过了850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却仅有31%。31%的城市化率不仅比钱纳里国际标准模型低了30多个百分点，而且与同期世界上的其他12个人均收入水平在630～1 09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中国城市化率也低了将近11%。 
　　（二）运用库兹涅茨国际标准模型测度城市化滞后程度 
　　在克拉克的研究成果上，库兹涅茨于1985年对国际上十几个国家三次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和国民收入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和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当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逐步下降时，这些国家的工业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服务业的产值和就业占比也趋于上升，只是相对于服务业就业比重而言其产值比重上升的幅度较小。此外，库兹涅茨认为：一国或地区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其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就业比重都比较高，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却相对较低，伴随着这一经济结构，该国或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较低；当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降到30%左右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明显上升，同时该国或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达到并超过30%；当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到20%以下时，第二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达到40%左右，同时该国或地区城市人口比重突破50%，整个经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此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持续下降，当下降到15%以下时，该国或地区的第二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达到顶峰，此后开始下降，而城市人口比重超过65%，整个经济进入工业化成熟期阶段[4]（见表2）。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早在2007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就达到顶峰，为49.2%，接近50%；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7%，低于1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39.1%，高于35%。②按照库兹涅茨国际标准模型，此时城市化率应该在65%左右，但2007年即使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率也只有44.9%③，如果按总人口中非农人口所占比例计算，2007年中 
　　国城市化率仅为32.93%④。时隔七年后的2014年，按城镇常住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率也只有54.77%，如果按总人口中非农人口所占比例计算，此时中国城市化率仅为35%⑤。通过库兹涅茨国际标准模型可以看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
    （三）运用大国回归模型测度城市化滞后程度 
　　模型（1）中Y描述了一国城市人口比重，X描述以购买力平价换算得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下面是模型（1）以中国发展情况为背景的具体运用：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2014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的我国人均GDP为12 609国际元⑥，即模型（1）中X=12 609国际元。利用等式求得Y=77.2%，即城市人口按照国际水平为77.2%。而事实上，即使按常住人口计算，201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只有54.77%，这偏离国际经验或国际水平近22.5个百分点，偏离率为30%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按国际经验中国城市化水平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已严重滞后，而一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非农产业的发展，换句话说中国的城市化已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非农化）。 
　　（四）运用城市化偏离系数测度城市化滞后水平 
　　倘若计算结果Ue<0表示报告期内该国或地区人口城市化速度相对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偏慢；Ue=0表示在报告期内该国或地区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与人口城市化速度相等；而Ue>0则描述了报告期内该国或地区人口城市化速度相对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偏快。 
　　运用城市化偏离模型对中国1952—1978年城市化偏离系数平均值进行简单测度，结果显示该阶段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值为-0.58。由此可以判断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在此阶段严重滞后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同样运用该模型对中国1978—1982年的城市化偏离系数平均值进行测度，其值为0.34。可以看出在此阶段中国人口城市化速度已经赶上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速度。但是1978—1997年，中国的城市化偏离系数平均值又变为负数，其值为-0.50，其中，1978—1990年城市化偏离系数平均值为-0.42，1991—1997年，城市化偏离系数平均值又进一步下降为-0.65。[6]1998—2013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平均值更是达到了-0.72。以上说明中国自改革开放后，总体上城市化滞后现象变得更加严重，城市化进程已经严重地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尽快地补上这一课是中国社会持续稳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性选择。 
　　此外，还有很多国内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测度城市化滞后的模型（见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