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石

摘要：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既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又是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新主题，饱含深厚的理论根基、强烈的时代意蕴和浓郁的中国特色。其理论内涵是实现城乡文化权利上平等、文化政策上一致、文化资源上互补、文化发展上互动、文化改革上互促；其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城乡文化融合发展观；其理论属性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发展观；其理论实质是破除城乡文化二元化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其理论内容涵摄在文化民生的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平台、农村和基层的重点区域以及统筹城乡的根本方法等维度。 
　　关键词：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新农村建设；文化民生；城乡统筹；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G122；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130-05 
　　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发展中的战略课题。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水平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而城乡文化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新主题，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发展观，饱含深厚的理论根基、强烈的时代意蕴和浓郁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以全面深化改革的魄力和决心，重点提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实现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新的时代强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筑美丽中国的征途中，全面解读和深入分析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渊源、理论内涵、理论定位及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内涵 
　　“一体化”不是“一样化”“平均化”“同等化”，它主要是针对“二元化”问题而来的，是要对相对落后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行根本性改造。城乡两大区域系统在经济发展、政治民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有些也兼具历史性和永恒性色彩。因此，“一体化”不仅是指地理空间范畴上的衔接，实现地域一体化，而且要有主体层面的平等，实现人群一体化，更主要的是在尊重城乡发展规律、保留城市和农村各自特质基础上，将城乡纳入一个整体视野下，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筹发展，为城乡创造平等竞争和协调发展的体制环境，使异质的二元结构转换为同质的现代化一元结构，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从而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同质化的国民待遇，保障城市与农村享有平等的发展空间。 
　　“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出的一个崭新的重要理论命题和民生战略命题，但对其具体的理论内涵，无论是学界和理论界目前都还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和阐释。从学界研究成果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黄枏森等指出，“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引、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1]祝影强调，“城乡文化整合就是要使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相互接触、融化、吸收、最终达到趋于一体化的发展过程”[2]。杨玲认为，城乡一体化包括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空间、政策等六方面构成要素，而文化要素主要是“城乡文明一体化”，包括“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居民思想观念一体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一体化。”[3]高善春认为“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就是在一个行政区域内统筹规划城乡文化事业，促进城乡文化资源共享、共同繁荣，让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享有基本相同的文化权益”[4]等。 
　　在综合借鉴学界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城乡文化一体化不是城乡文化的一致化、一样化，也不是城乡文化发展的同步化、同等化。它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尊重城乡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打破城乡文化分割的发展模式，创新城乡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的价值体系和文化服务体系，形成城乡文化权利平等、文化政策一致、文化资源互补、文化发展互动、文化改革互促的新格局，以满足城乡居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建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二、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城乡文化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渊源，为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的重要理论镜鉴和方法论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城乡协调发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内核，从生产关系角度深入剖析了城乡对立的原因和实现城乡融合的根本途径，指出城乡关系是沿着城乡混沌—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关联—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历史脉络演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是把城乡分离和对立基础上形成的城乡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历史范畴和理论范畴，把人类社会的分工作为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产生的私有制则是造成城乡差别并形成尖锐对立的直接原因。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是进一步导致近代城乡尖锐对立的根本原因。“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以及由于另一方面农村的相对孤立化。”[5]虽然，“城市资本主义竭力提供一切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技术，但是生产者的社会地位仍旧和以前一样悲惨，城市资本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6]因而城市作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7]城乡间的对立最终使工业从农业中剥离开来，使农民和工人分别隶属于具有泾渭分明的区域性和产业性的“城市动物”和“农村动物”。在城乡对立的趋势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的视野科学预展了未来社会不是继续扩大城乡分野，而是在更高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的最高境界。“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8]当然这不是乌托邦式的勾勒，而是一个具体、历史、阶段性的过程，因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积累这些条件需要一个漫长过程，设想一蹴而就消灭城乡对立是不可能的。最终达到的目标是“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9]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