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与嬗变：建国以来村级组织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

家权力从农村社会部分撤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发生重要改变。在我国“乡政村治”格局形成后，乡（镇）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末梢，乡以下的村级事务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成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组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指导、支持、协助关系。不过，村委会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协助乡镇政府完成一些行政性事务，因而成为“半行政组织”。 　　五、结语 　　19世纪中叶，马克思用“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25＼]来形容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小农无力从政治上反映和代表自身利益的分散状态。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则多次用“一片散沙”＼[26＼]来描述中国人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状态，而在学者梁漱溟笔下，中国的农民是“散漫的农民”＼[27＼]。这些小农人数众多，封闭、自给自足，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分散的，缺乏组织纪律性。如何将这些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无论对于革命者还是建设者而言都是一个传统性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历经多次变革，多种村级组织依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农村的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方式。纵观建国60多年以来村级组织体系的演变及其与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不难发现以下事实： 　　第一，村级组织的存续兴废、组织建构、组织目标和组织管理方式等始终受国家和执政党宏观发展战略、制度和政策的主导，而民间自组织发育不充分，发展动力不足，缺乏生长空间。建国60多年以来，作为农村村级组织成员的农民始终处于被动、被组织的状况，缺乏横向的、完全基于农民主观意愿建立起来的农民自组织。例如，村民委员会虽然是现今农村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村委会的组建是自上而下的、天然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其充当的仅仅是村庄事务性自治而不是村自治的组织载体，农民并没有选择加入或者不加入的权力和自由，也并不存在全国性的村委会组织。而且，村党支部是农村的领导核心，由于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二者性质、授权方式、运作方式的差异、法律相关规定中二者职能的交叉与重叠，在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村党支部书记是村落事务的“当家人”，大权独揽，村委会主任没有发言权，村民自治很难实现真正的自治。 　　第二，在广大村庄内部，乡村各权力主体对村级组织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使村级组织成为村庄内权力互动的中心点。村级组织的重构，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移和村庄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