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裁判型国家的演化看有为政府的济民功能及防蜕约束

依赖的社会契约更可能是发生在不对称的人们之间，从而会因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而导致协作系统的异化或解体。事实上，如果协作系统以不对称契约形式存在，其成员之间的势力就存在不对称，进而会不断强化实际的不平等；或者，这种契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源于外来强权，从而也就必然会造成社会的等级分化。这两种情境实际上都印证了组织起源的暴力说。在此情形下，社会组织就可能逐渐偏离其原初本质，因而也就需要一定的社会制约，这表现为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和对政府官僚的制约。这意味着，同样是基于自由转让的机理，不对称的契约关系将会导致政府组织在演化过程中逐渐呈现出异化特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最初资本家也是声称工人同意将自己的劳动转让给资本方以换取一点工资；但结果却演变为，原来作为协作系统的企业成为资本家的所有物，资本所有者攫取了企业组织的权力，这也是广义契约理论所宣扬的。正是基于这种不平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道德的：（1）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使人类社会分成相互敌对的部分并使相互之间处于对立状态，产生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2）对生产资料的掠夺使得生产物控制了人，对人进行判断的标准是他拥有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因而人们被塑造成为了财产而工作、活着，财产已不再是用于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而是控制人的力量，从而使得人类变得更为愚蠢和非理性。

因此，尽管裁判型国家及其政府机构本质上应服务于所有成员的利益，但不对称的契约关系却使得国家组织和政府机关为少数人所占有和操纵，成为他们控制和压迫其他成员的工具，从而不再为所有成员服务。尤其是，国家机关和官僚系统产生后还会进一步衍生出了卢梭所称的强者对弱者进行统治的政治不平等，乃至国家组织和政府在现实中也蜕变为利维坦式的巨兽，绝大多数人只能服从这个异物的意志。在这种世界中，社会大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人们不但难以控制政府反而受控于政府，政府不是对大众的诉求做出反映并为其服务而是支配和控制大众的行为，而成为特定群体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现代国家中的警察部队基本上已经不再是作为保护个体自由和安全的工具，而是为了统治者巩固个人权力或者镇压反对派的力量。而且，正是在这种异化了的社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而占有和掠夺则弥漫于整个社会；相应地，为实现掠夺的工具理性得到膨胀，而交往理性则日渐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