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裁判型国家的演化看有为政府的济民功能及防蜕约束

结果还会出现统治权悖论：选举出来的不是那些最具有协调能力并服务人民利益的人，反而往往是那些最具统治力并对人民实施控制、监督的人。事实上，按照协作系统的要求，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最聪明或最优秀的人，我们也希望能够选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性的哲人来管理国家。卢梭就强调，“最好的而又最自然的秩序，便是让最明智的人来治理群众，只要能确定他们治理群众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3]91但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却往往并非如此：选举中获胜的关键往往在于影響力而非才能。钱穆就发现“在美国，曾有一博学的大学教授与一汽车夫竞选而失败了”，而感慨道：“选举原意，在如何获取理想人才，俾可充分代表民意。（然而）单凭群众选举，未必果能尽得贤能”。[22]特别是，随着民主选举范围的扩大，更加难以保证选举出来的人的品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选举权受到很大限制时，选举出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门罗以及亚当斯等人都是具有高度才智、渊博知识以及高尚品质的人，但是，随着民主选举范围的扩大，总统以及州长等的素质明显下降了。一个名叫法艾尔的法国人甚至嘲讽美国总统选举说：“我们法国人都明白：美国已经无药可救。他们的总统如果不是弱智，起码也是没文化的。从‘密苏里的领带商’杜鲁门到‘传了两代的政治骗子’小布什，中间还有卖橡胶的卡特和二流演员里根，白宫简直就是一座傻子展览馆。”[23]

事实上，米塞斯就指出，尽管民主主义者声称国家应该由少数最优秀的人来治理，但民主以及民主推选的国家首脑往往表现得非常拙劣，乃至四处被人嘲笑；结果，“各种不同的反民主流派的追随者的人数呈有增无减之势，民主推举的最高领导人表现得越拙劣，人们对他们的蔑视心理就越强烈，因此，反对民主的人数就越多”。而且，对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或最好的一批人并没有评判标准，例如，“波兰共和国的人民把一位钢琴演奏家推选为国家首脑，因为波兰人民认为他是当代最优秀的波兰人。实际上，国家领导人必须具备的素质无异与一位音乐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大为不同。”[24]为此，波普尔提出了民主选举中的统治权悖论：“全部的统治权理论都是悖论。例如，我们可以选择‘最聪明的人’或‘最优秀的人’作为统治者。但是，‘最聪明的人’用他的智慧也许会发现不应由他，而应该由‘最优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