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裁判型国家的演化看有为政府的济民功能及防蜕约束

地更多地扩展或限制国家的作用范围，不管是在民主国家里、贵族统治的国家，还是在君主政体的国家里，他愈是避免引人注目，他就愈是能够更加有把握地达到其最终目的。”[26]这种现象不仅在独裁制下是如此，民主制下也是如此。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革命领袖都是在某种选举规则下成为领袖并最终走向独裁的。而且，多数制民主在程序上也容易受到外来的干预和影响，受到掌握权力或信息者的操纵。例如，哈耶克写道：“代议机构的功能已经变成了‘动员赞成意见’，换言之，它们的功能已不再是表达它们所代表的那些人的意见，而是操纵或摆布他们的意见。人们迟早会发现，不仅他们不得不听凭新生的利益集团的摆布，而且就是作为‘供养性国家’的必然结果而发展起来的庇护性政府的这种政治机器，也由于阻止社会做出必要的调适而正陷入这样的一种绝境之中。”[27]

最后，那些攫取公权力的人还可以利用每个人的自利动机维护自身的动机和利益。关于这一点，运用博弈论思维作一分析：人们不愿意为突破统治者的专制付出个人成本，反而会为了一点利益而牺牲那些努力寻求突破的人，从而强化了独裁和专制。波兰尼就曾对其中的逻辑作了简要说明：“事实上我们容易看到，单独一个个体在没有得到人们明显的自愿支持的情况下也很能对很多人行使命令。如果一群人中每个人都相信其他所有的人会遵循一个自称为他们共同的上级的人的命令，那么，这群人就会全都把这个人当作上级而听从他的命令，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如果他不服从这个人，其他人就会因他不服从这个上级的命令而惩罚他。这样，所有人都因仅仅假定别人总是顺从而被迫听命，而这群人中的任何成员都没有对这个上级表示过任何自愿的支持。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个成员甚至会觉得应该被迫报告他的同志的不满迹象，因为他会害怕当着他的面做出的任何抱怨都可能是某个奸细对他的考验，如果他不把这样的颠覆性言论报告上去他就会受到惩罚。就这样，这群人的成员们相互之间可能会如此地不信任，以致他们甚至在私下也只会表现出对一个他们所有人都暗中痛恨的上级的忠心之情。”[28]当然，人们也可以联合起来推翻统治者。问题是：（1）谁愿出头？枪打出头鸟，先行动者往往会受到更大的损害，他付出的成本最大。（2）又如何确定其他人会起来响应行动呢？如果其他人没有响应的话，先行动者必然不能成功。

这也就是博弈论中的“人质困境”：一架飞机的众多乘客在面对一个持枪劫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