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裁判型国家的演化看有为政府的济民功能及防蜕约束

往往都选择沉默，乃至束手就擒。推而广之，当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失时，“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就很难做出，因为这意味着将付出惨重代价。事实上，统一行动往往需要沟通与合作，但在大规模群体中，沟通与合作将非常困难。同时，统治者也深知群众的力量有多大，从而会采取某些特殊措施，阻挠他们进行沟通与合作。关于这一点，休谟就分析道：“如果一个狡诈而又勇敢的人当了军队或党派的首领，他甚易建立自己对于人民的统治地位，有时依靠暴力，有时太过欺诈，统治比他的党徒人数多过百倍的人民。他不允许民众公开交往联系，以免他的敌人确切知道他们的人数和力量。他不让他们有时间连成一体来反对他，因为深知那些助他篡权的爪牙也可能希望他垮台，但由于他们互不了解彼此的意图，始终惧不敢动，这是他所以安全的唯一原因”；即使那种没有武力干预而完全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这不是少数大人物联合起来，决定一切，不容他人反对；便是听凭民众的喜怒，他们一味听从煽动性的头头，而这个头头也许只有十来个人认识他；他之所以得势全凭自己的厚颜无耻，或者由于民众的喜怒无常”，事实上，在多数选举中，“每一个明智的人都会希望看到一个统率强大而又有纪律的军队的将军能够趁势夺权，赐给人民一个主人，民众自己是选择不出的”。[8]123-125正是借助这一机制，春秋时期的秦国可以实行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将最终全盘赢下；现代集权国家的统治者则可以通过掌握规模相对较小的军队，最终长期控制大规模的社会大众。

可见，正是借助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机制，本质上作为协作系统的国家组织就异化为主权者，进而成为服务于特定少数群体的工具。事实上，250年前的休谟就在思考，少数人为何如此容易地统治大多数人，而大多数人竟又能是如此地压抑自己的情绪和偏好，盲目地将自己的命运交在少數统治者手中？休谟的解释是：政府建立在思想控制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了公众信念的支持，不仅最专制和最军事化的国家如此，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国家也是如此[8]19。乔姆斯基则进一步指出，越是自由民主的政府，往往就越有必要控制民众的思想以确保他们对统治者的服从。乔姆斯基写道：“在一个民主社会，民众有权表示同意，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权利了。用现代进步思想的术语来说，民众是‘观看者’，而不是‘参与者’，除了偶尔可以在各派大全的领导者之间做一些选择。那也只限于政治方面。在决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