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裁判型国家的演化看有为政府的济民功能及防蜕约束

会走向的经济舞台上，民众不扮演任何角色。根据现在流行的民主理论，在这方面，民众是完全排除在外的。”[29]更为甚者，统治者往往还通过学校教育和媒体舆论等各种途径还会改变民众的观念、偏好和意志，乃至会诚心诚意地支持政府以他们的名义所做的一切事情，从而就会出现一种“被制造的同意”。正因如此，现代民主社会的人们也具有强烈的疏离感，感受不到“主人”的地位；有鉴于此，唐斯提出了“理性选民的投票无知”现象，诺尔纽曼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现象，贡斯当提出现代人缺乏公共民主现象，马尔库塞则提出单向度人和单向度社会。

五、公共职位的选拔和监督机制

从协作系统的角度看，平等主义的裁判型国家及其政府机关本质上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而且，公共领域的职位本身是服务性的，它应该授予那些具有相应能力的人。也就是说，那些获得职位的人只能把它作为自我实现的途径而不能从中牟取私利，人们也不会出于私利的目的而对此职位展开激烈的争斗。也是基于这一信念，古代很多高人都不愿意做官，高喊“勿污吾耳”的许由、巢父且不必说，其他那些“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人则多得不可数。在近现代社会中，华盛顿尽管以全票当选为总统，但他从未把自己当成总统候选人，也从来没有为竞选付出过任何努力。同样，中国的孙中山、黄兴在民国第一次选举中也是如此，甚至孙中山之所以没有全票当选，也正是缺了他自己的一票。然而，由于监督机制的缺失，现实社会中那些占据公共职位的功利主义者却可以凭借这种公权力来谋取私利，从而往往会千方百计地来获取这个职位。受此影响，美国的总统选举后来逐渐演变为政党竞争，而民主选出的总统的素质也日渐低下。同样地，中国社会的民主选举则选出了袁世凯这样的窃国大盗，随后掌权的各路军阀大多也是通过选举上台的。

首先，在监督机制缺失的现实社会中，公共职位往往不是体现其赋予的责任而是潜含的公权力；同时，在甄别机制缺失的现实社会中，这些职位的取得或占有往往也不是源于其才能而是其影响力。正是基于影响力原则的选拔机制，人类社会普遍流行着一种“赢者通吃”规则：在一些专门领域具有某种优长的人往往可以把这种权威性拓展到其他领域，从而占据了他根本不具优势的那些岗位，这就产生了帕森斯效应。

其次，尽管民主选举制的原初目的是选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性的哲人和能人来治理公共事务，并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