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裁判型国家的演化看有为政府的济民功能及防蜕约束

者一定是个贤良。因此，为了防止昏庸的官僚降低国家及其运行的效率，就必须对当选者规定一个任期上限，通过实行定期选任制来不断寻找更为合适的人选。（3）即使当选的官僚具有极高的社会协调能力，但他也不一定会这样去做。其原因是，任何宏观上的协调行为必然伴随着风险，此时，如果管制失败就会面临着如何处理后果的问题，如果成功也不能像独裁者那样享受收益。因此，要使得在契约型国家中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成本-收益相对称，从而激励官员的积极心和主动心，就只能让官员承担有限责任，这是问责制而不是审判制。正因如此，即使针对作为“善”性的国家和政府而言，我们也面临着两重任务：（1）必须建立有效机制以选择出好的代理人，从而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功能；（2）也必须建立有效机制以制约不好的代理人，从而将政府的蜕变或失误行为降到最低程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正统理论家往往主张对政府及其代理人采取正式的制度制约以防止权力腐败，但是，也有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应该运用市场机制来控制政府权力。其理由是，由于信息的分布状况、信息传递成本以及决策传递成本等造成的有限理性，即使全心全意為民服务的政府所发挥的实际效果也不一定完全比各自依据市场信号所采取的行动更好；相应地，即使在一个真正的契约型国家中，政府及其代理人的行为也可能是没有效率或者会造成更大的损害。譬如，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建者也许确实希望通过严格的计划来快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由于缺乏知识或信息而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以及浪费，等等。有鉴于此，林德布洛姆强调，政府官员的行为也必须受到消费者、生产者特别是企业家的制约，市场和企业的经济制度可以作为控制权力的补充方法。不过，我们也必须记住，市场并不会是万能的。埃尔金就指出，“市场作为控制过程（也）有它的局限性，特别是市场必须给生产者在投资和其他重要问题上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结果，那些必然要关注经济成就的政府官员都去引导生产者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然而，生产者也有求于官员们，例如，希望他们保证财产权利。官员和生产者之间这种出于相互需要的关系，起到了限制公共议事日程和民主监督的作用。”[33]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准确地界定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边界。

六、结语

我们在探究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时，需要作两方面的分析：（1）国家的起源，这涉及对国家基本性质的界定；（2）国家的演化，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