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矛盾及对策

城镇化完全政治意识形态化了，完全按照资本增值和资本统治需求进行，让空间呈现政治性。其三，城镇化呈现物化，遮蔽人的价值追求。城镇化主体的力量被转换成物的力量，被资本捆绑，让人变成手段和工具。地方政府靠各种开发区，吸引虚拟资本，进行城市建设。没有公平、透明的体制环境，吸引不了海外资本。中国不能让房地产绑架经济，要依靠人口优势，促动农民市民化。中国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依靠城市空间生产，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也需要城市空间生产。随着技术革新，中国空间生产方式也在升级，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空间生产模式，由粗放型转变为低碳环保型。低碳环保的城镇化增长模式就是要明确城市空间的生态承载力，有效控制城镇化规模和质量，让城镇化走向高效、生态、和谐的道路，促进市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政府死守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不是为了市民的利益去推动城镇化，而是为了方便管理，甚至只为了从城镇化中获取财政税收，也会导致错位。空间生产主体包括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等不同群体，政府要协调这三者的利益，这是促进城镇化高速进行、协调城市生活的必然选择。政府还要调节城市市民居住利益、农民土地利益和外来移民利益等关系。一些城市空间到处都是建设工地，这大都是政府凭借动员开发商投资热情进行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导致一些弱势群体和失地农民。城市的外来移民也无法对空间生产形成抗争，很多人在空间生产中成为房子、孩子等的奴仆。只有压缩权利，才能释放市场，才能更好地促进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是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共同推动的结果。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下滑压力，但仍在较快速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涌入城市，成为建设者。过度城镇化过程是城市对乡村空间侵占的过程，导致新农村建设停滞不前。城市问题加剧了城镇化的不平衡，激化了城市空间阶层矛盾，制约城市的和谐进步。城市社区缺少人文关怀，需要借助传统文化增强人与人的情感联系，要唤醒人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自律意识，关注人的尊严和现实生存状况。社区的管理应该由社区居民自己完成，实行社区自治，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社会应该采取自治型管理，民主和自治是治理的世界性趋势。社区管理要处理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信访等问题，注重法治精神的运用。社区要注重文化建设，消除居民对社会事务的冷漠现象。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逐步展开，社区既是精神概念，也是地域概念。社区是地域共同体，是聚集在一定地域的生活共同体，包括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