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镇化的矛盾及对策

、人口、组织结构、文化、物质基础设施、社会规范等诸多要素，需要房屋、道路和水源。在解决征地、拆迁等矛盾后，社区要注重居民的价值文化引导。社区自治会遭到行政压力，不得不履行行政职能，导致居民和管理者的冲突。社区有维稳的压力，但没有解决的权力。社区保障压力大，但社区没有资金保证。工作人员不愿意开展社区工作。社区冷漠既是社区工作者对工作的冷漠，也是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冷漠。社区工作者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缺乏服务意识，仍坚持传统的人情观和面子价值观，没有责任、正义之心，不注重工作方法，工作态度粗暴，缺乏责任意识、悲悯意识和公平正义意识。这种冷漠现象是传统文化的人情观、面子观等造成的。人文关怀需要针对每个人，关注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关注人的个性和人性。

在劳动成本提高，国际资本回撤的形势下，城镇化需要依靠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各方面的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有时候，导致城镇化无序建设的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政府文件；参与城镇化的主体不是居民，而是垄断性权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这当然包括人民公平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要改变以政治促经济的思维模式，不能依靠政府干预，而是依靠市场调节，才能真正让公民安居。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仍较严重，市场机制仍不健全，让空间生产与政治权力结成联盟。社会重建就是社会的整体转型，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内需，促进社会进步。政府首要的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充当经济建设者。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追求实现“中国梦”，无不是政府在推动中国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家提高了中央财政在税收中的比重，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一些地方政府受分税制集中财权的影响，陷入财政收入突然减少的困境，必须想其他方法解决，于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方式发生了变化，即由主要依靠企业增值税变为主要依靠营业税，特别是城市建筑业的营业税。在这种情形下，地方政府对土地买卖、土地开发的热情空前高涨，巩固了政府对城镇化建设的主导地位。因此，占有和使用土地成了斗争焦点。传统等级秩序和封建观念，以及民主法治建设的落后，公民社会和民间力量极其薄弱，导致公民被排斥在政府决策之外，并且政府行为不公开透明，形成新的贵族阶层，也让民怨沸腾。中国城镇化与社会空间结构密切相关，形成空间垄断和弱势边缘群体。“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11]农民失去土地，耕地不断被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