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的相互关系

语类型的差异，只承认政策—制度话语的重要性，表面上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则切断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的联系，否认了前者进一步学理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消弭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削弱乃至破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总体影响力。与此同时，另一派观点则正好相反，只承认政治经济学学术—理论话语的重要性，甚至试图在放弃马克思主义、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论话语。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认可两种话语类型的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在两者间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进而达成两者的内在一致性和整体性，即形成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对手，即西方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来深化对于上述两种话语类型的关系的理解。西方经济学也是由类似的两种话语构成的整体。就制度—政策话语而言，西方经济学近几十年来提供了一套新自由主義话语，所谓“华盛顿共识”是这套话语的表现形式。在其国内，这套话语的直接实践功能，是削弱在战后“黄金年代”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的力量，重建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的权力；在国际上，则是通过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等等，削弱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或者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说的“踢掉梯子”——也就是发达国家自己在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后，反过来阻挠发展中国家采取发达国家曾经利用过的手段来发展自己的经济[1]。在这套政策—制度话语之外，则是学术—理论话语的生产，就其要端而言，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有别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后者不仅依靠传统微观经济学为自由市场经济及其效率提供了系统化的学理的说明，而且在宏观经济学上实现了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通过提出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等等来反对国家干预，因而在学术上支持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度话语。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学术—理论话语还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培训经济学博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传播，进一步加强了其政策—制度话语的霸权。孟 捷：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的相互关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套话语的互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