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和学术—理论话语的相互关系

政治经济学政策—制度话语的形成和发展，其动力总在于要回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问题导向。但与此同时，这一特点也决定了，这种话语的生产可能无暇充分顾及概念和表述的完备性和系统性，反而造成下述情况，即在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匆忙地采纳和借鉴了一些在学术和理论上不太恰当、不太成熟的术语和表达。在这一节里，我们想就此分析几个典型的例子。先看第一个例子。在中共十五大报告里，提出了“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表述，这一表述是针对特定历史时空下的问题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根除在改革之初还在流行的“吃大锅饭”、过度平均主义等分配现象，因而在实践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问题是，这个命题混淆或误用了概念，即以公平（其含义相当于正义）替代了平等。这样一来，人们就可将这个命题理解为：效率优先，兼顾正义。这显然是荒谬的。如果真的这样理解，效率和正义就不适当地对立起来了，相关政策—制度话语就无法在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架构内给予学理的论证。在中共十七大报告里，提出了“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以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表述，这显然是更为科学的。

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是对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关系的理解。在十九大以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策—制度话语中，对此问题先后有过如下表述：“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五大报告》）[2]“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十六大报告》）[3]“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七大报告》）[4]“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十八大报告》）[5]

上述话语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作为两种分配方式并提，在理论上值得认真商榷的。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按劳分配既是一种分配方式，也是一种分配性正义的原则，易言之，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作为正义原则的按劳分配和作为分配方式的按劳分配耦合了。根据马克思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