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理念下我国推进人的城镇化的理论逻辑

镇户口的城镇常住人口全部市民化，则地方政府需要投入20万亿元～40万亿元。然而现实情况是，这笔庞大的开支并没有纳入国家的财政预算，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担，而地方政府并没有稳定可靠的税收来源，发展经济与推进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主要依赖土地转让的“剪刀差”。正因为此，调研户籍改革意见时，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市长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9]而地方政府反对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迟迟难以取得实质性進展的根本原因。现有财税体制下，“要地不要人”才是符合地方政府利益的现实选择，也由此导致了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截止2015年年底，我国城镇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10]，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相差16个百分点。按照2015年年底我国13.75亿人口计算，我国仍有大约2.23亿只有“应然”市民身份，却无“实然”市民待遇的农业转移人口，常住人口城镇化快于户籍人口城镇化。

3.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

农业转移人口被城市主流社会边缘化，他们处于社会底层，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和“守望者”。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情况并不乐观，只有极少数农民工完成了向城市居民的转变[11]，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徘徊在城市边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首先，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实现经济融入。农民工就业以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以及其他服务业等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这些工作是城市居民不屑一顾的苦、累、差工作的典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工资待遇差距明显且逐年拉大，2011～2015年，两者月均工资收入差距为：1 434元、1 607元、1 681元、1 833元、2 097元。①同时，外出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基本保持在40%左右，这意味着六成左右农民工的劳动得不到法律保护。其次，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实现社会融入。一方面，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孤立化。由于城市对农民工的误解和排斥，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较差和与生俱来的自卑感，他们与城市居民很少甚至没有交往，他们的社会交往主要局限在以血缘和地缘形成的熟人社会。农民工非主流文化与城市现代文明相隔离、对立甚至冲突，这加剧了他们与城市的隔膜、隔离与隔绝，加大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难度。另一方面，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边缘化。传统小农社会的有限理性导致农业转移人口政治参与热情不高，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体的农民工的文化水平限制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