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与城市的现代化研究

摘要:新的阶级、阶层的出现,职业分层的突显,政治整合的弱化为近代社团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社团组织的发展对于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公共领域的成长、民族意识的发达以及政治整合和民间整合的互动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30年代的上海,政府并没有为社团组织的成长、壮大提供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社会运动的爆发成为必然,折射出转型期社会的不成熟特征。
关键词： 现代化 社会结构 近代社团 政府
社团,又称“社会团体”,是指为了特定的目的、根据一定的原则、经法律手段组织起来的、从事经济活动或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组织的总称。[1]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社团组织也呈现出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形态。考察近代社会急速转型过程中近代社团组织的产生、重组、调整等态势,以及与政府组织、民间力量的关系,有助于以社团为媒介剖析民国时期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近代上海政治力量的多极性、经济结构的多元性以及社会态势的多面性,使得选择以上海作为分析视域更具典型意义。
近代社团的产生
近代以来的社团,是近代中国社会内由成员根据自发的意愿集结形成的社会团体。社团的产生是现代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分化的必然结果。
第一,社会结构的分化使新的阶级、阶层的产生成为可能,为近代社团的产生提供了组织来源。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职业状况发生变化,从而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分层结构和机制。在此过程中,那些与传统产业相联系的社会阶层的地位逐渐下降或向外流动;而那些与现代产业相联系的社会阶层的地位则会上升。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长久以来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奉行“以农为本”、“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结构。进入近代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加上“欧风美雨”的侵袭,国民逐步认识到工商业的重要作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一些新群体开始出现,主要有新式资本家、工人阶级、都市贫民等。人们的利益和需求日益多样化,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必然要寻求表达,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应运而生并不断调整、重构。这一点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时的商人阶层,特别是绅商、新式资本家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参与者,成为社会的经济精英,地位空前提高。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商人已萌发了“合大群”、“结民力”、“固结团体”的现代群体意识,并且产生了比较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认识到“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2]。他们对于自己在民间社团组织中的重要作用已有充分认识,成为这一时期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的主角。
第二,职业分层成为社会分层的基础,新的社团组织的基础建立,为近代社团的产生提供了组织基础。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结构主要是一种社会资源、社会机会在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的稳定性模式。[3]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社会转型在各个层面上的进程并不是均衡的,社会各要素间因利益关系而发生摩擦、矛盾,社会内部因失衡而无序的状态始终存在,由此导致结构的持续分化。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地位、角色是先赋性的、“既定的”,社会资源往往按照先赋地位以直接的方式进行分配和调节。近现代社会中,先赋性的身份、角色逐渐消失,职业地位成为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地位,人只有借助职业、教育、政治渠道等获得成就,从而拥有某一身份,人们按照职业、阶层被纳入不同的职业系统中,参与竞争,相互依存。地缘、业缘甚至生活方式、文化的认同促成了社团的出现和发展。同时,由于整个传统组织存在的基础开始瓦解,一些传统的组织不得不经过改组,演变为现代的社团组织,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旧时的会馆演变为新式的同业公会、同乡团体,原来手工业工匠之间互助式的组织进入20年代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成立工会。
第三,民国初年社会的动荡、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为近代社团的产生、壮大提供了组织空间。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权力主要由政府掌控,政治整合力较强。统治阶层以传统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维护既存的、高度集中的一体化社会制度,整个社会是同质的。自民国成立至30年代是上海城市变化最为显着的时期之一。自1843年开埠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上海在民国初年已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激增。与此同时,近代上海的行政权被租界和华界分割。五方杂处的社会环境、分割的统治结构、传统与现代的共存使上海的政治统治出现诸多缝隙,造成一种多元势差结构;从晚清到民初各种政治势力的轮番“坐庄”和一战、日本侵略等造成的政局的持续动荡,使政府这一社会中心体无法对社会资源、社会关系进行有效整合,更无法建立有力的调控机制以处理和应对急速转型的社会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政府不再是提供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唯一源泉,各阶级、阶层可通过契约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资源配置,社会整合力呈上升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民间之间的自由空间开始形成,社团组织的出现并壮大也成为必然。
由于人们的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对社会统一体的要求不同,由此结成的社团也不同,不同的社团系统相互交错,形成联系广泛的社团网络。这一时期的社团组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各阶层的人们结合而成的社团,包括:(1)作为商人团体的新旧同业、同乡团体、商界联合会、商会等。(2)工人的组织——工会。(3)学生会。(4)由知识分子等城市中间阶层结成的自由职业团体。(5)下层居民的组织——青帮等比较特殊的社团。另一类是人们为了特定的目的而结成的社团,主要包括:(1)慈善团体。(2)文化团体和文艺团体。(3)革命团体和政治党派。(4)民族运动团体和社会改良团体。(5)妇女团体。(6)宗教团体。[4]
社团与城市的现代化
社团组织充分、有序、健康发展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成为制约和威胁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障碍。社团在民间整合与政治整合互动过程中、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团组织的发展、兴盛缓和了社会矛盾,支持了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现代化是一场全民族运动,它必须动员全体国民参加。但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中,现代精英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十分重要。当现代化浪潮来临时,依然身处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广大民众,往往成为直接利益受损者,因而对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排斥和抗拒。然而,由于社团的成员包括社会各阶层,他们的利益要求和不满情绪能在社团中得到宣扬、发泄,对于社会矛盾起到疏导作用。同时,首先步入并领导现代化的那些经受现代文明熏陶的社会上层人士,作为社会精英,对现代性所持的态度不同,运用现代眼界观察变迁的深度不同,对外来变化的适应能力、合作态度也不同,他们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模仿西方的形式组织起不同层次的团体和党派。这些团体和党派以组织化、法律化的形式出现,更容易参与社会统一体,从事现代化活动,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一些社团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如各种慈善团体、妇女团体通过一系列以服务为宗旨的活动,为社会矛盾的缓和、现代城市的发展提供支持,减少转型期社会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