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与城市的现代化研究

其次,社团组织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公共职能,上海的公共领域在这种环境中得到发展。20、30年代的上海为社团的发达提供了一些重要条件,如人口的多样性与流动性、政治权力结构的多元性等等。这一时期社团很快形成一个密织的网络系统,各种社团组织积极行使公共职能。在经济方面,上海的同业公会、商会等不仅积极开展活动支持本行业的发展,协调同业关系、劳资纠纷,而且踊跃参与政府各项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沟通政府与行业之间的联系。在社会治理方面,各种社团对于政府治理、社会治安等积极发表意见。1905年,上海绅商李平书等人还发起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这是当时机构最完备、成就也最显着的地方自治团体。社团本身以及它所借以发表话语的报纸、集会、通电都是上海公共领域的主要形态。1931年,“九·一八”事变次日,上海市商会就通电全国,痛陈政府屈辱政策的危害,并致电南京政府,认为如果“国内仍不改变其蛮触蜗争之心理,际此危局,覆亡立见,何异助敌作伥,无论陈义若何,措辞若何,均将为中华民族之大罪人,覆巢完卵,诸公讵得免焉?”[5]9月28日,王晓籁在上海市商会全体大会上指出:“日本侵入我国之原因,乃为我国人民无团结所造成。苟此以往,不独东三省沦为异域,即我国国土亦随之俱亡。”会后,市商会决议以全体会员的名义致电宁粤双方中央委员,希望他们“以抗日救亡为要务,允宜团结全国力量共赴国难,不容再误,请于一星期内莅沪,会商抗日救国办法”。[6]11月26日,上海市商会再次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和广州胡汉民等人,指出“破坏和平,助长敌焰,自甘为中华罪人,国民当视为公敌”[7],希望他们摒弃私人利益之争,共赴国难。这里反映了由地方精英人士领导的社团在公共领域中行使公共职能的作用,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培育了地域社会的公共性。
再次,随着社团网络的发达,民族意识也日趋发达,社团成为国家和社会互相渗透的媒介。“民族运动的发展和社团的兴旺,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那样关系密切,互相对应。”[8]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觉醒促进了社团的纷纷出现,社团通过报纸、集会、通电等各种形式展开运动,促使更多的人结成新的社团投身到运动中。由于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欧洲不同,欧洲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前身是文学公共领域,通过文学艺术的讨论而聚集起来,随后从文学问题转向政治问题,形成政治的公共领域。[9]直接与救亡和变革这些政治问题相关,社团的聚集往往直接以政治参与为中介。上海商人之所以发起成立体育会和商团,是因为认识到“国民躯体羸弱,致蒙‘东亚病夫’之诟,欲图强国,必先强种”、“锻炼体魄,研习武课,冀成干城之选”。[10]李平书等商董集议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也是“惕于外权日张,主权寝落”,“内政不修,外侮日亟”,希望“以此整顿地方,振作精神”。这些都表明,民族危机的加深是新型民间社团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战爆发后,上海商会不仅多次举办抗日救国演讲会[11],一再呼吁“吾国民非从根本自救政策,则吾国前途,势将无法自存”[12],“靠国际是没有希望的,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否则国亡日到了”[13],而且发表宣言,疾呼“庶挽危亡于万一,惟祈以剑与屦之决心”[14],“促彼邦民众之自觉”[15],“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促和平统一早日实现”[16]。因此,在社团的繁荣过程中,民族运动、民族意识得到迅速发展。
政府与近代社团的成长
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作为民意代表的社团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自身的组织方式,还是参与政治的整合方式都尚显稚嫩。为了造就与发展积极有效的民间契约性整合力量,并与政治整合系统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尤其需要政府的积极扶持。政府作为社会中心体,不仅应该通过制度框架的构建、调整,服务功能体系的完善,为社团组织的成长、壮大提供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且要为民间整合力量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好充分的准备,担任“守夜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