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与城市的现代化研究

但是,在20、30年代的上海,这样的一种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有机互补、良性运行发展的正常局面并没有出现。国民党政权并没有认识到社团组织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当社团力量充分发展时,国民党政权却视其为威胁和异己力量,从制度上积极改造各类社团,将他们改组或重组为自己认可的组织。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首先是取消地方自治,强令解散各种民间自治团体。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海临时分会发布第1号训令,宣称“上海总商会现任职员非法产生”,着令该会全体职员一并解职,并设立上海总商会接收委员会,办理上海总商会重新改选事宜。12月中旬,蒋介石、戴季陶、孔祥熙等一大批国民党要员亲临在上海举行的各省商会联合大会,蒋介石还亲自在会上训话,要求商会放弃独立自主的活动,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指导”。1929年5月在国民党上海市执委会第17次常务会上,决议呈请国民党中央解散上海总商会,并通缉会长冯少山。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即以所谓“把持商运,破坏革命”的罪名,下令通缉冯少山和总商会常务委员石芝坤。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次常务会议还通过了统一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组织案,并成立了一个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下令上海总商会暨县商会、闸北商会以及商民协会等团体“一律停止工作,听候整理”[17],由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负责登记商会及商民协会会员,草拟统一团体之章程,筹备统一团体组织程序。经过历时一年多的强行整顿,上海总商会以及其它民间工商团体都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沉重打击。在此之前,上海的商人团体共有257个,其中隶属总商会者77个,隶属南市商会(即县商会)者32个,隶属闸北商会者3个,隶属商民协会者71个,未隶属上述各系统的商人团体有56个,另还有国货联合团体和商人同乡团体18个。整理之后,获国民党当局承认的团体仅为170个,其余均被撤消。即使保留下来的商人团体,也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独立自治特征,在许多方面都受到政府的监督和控制,再也无法充分发挥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了。
同时,政府通过政权的强制力量压制民间力量的成长,弱化其干预社会、参与政治的作用。由于现代化的演进,各种群体、阶层被引向制度和社会的中心,对平等的要求也会增加和具体化。按照理想状态,他们借以表达政治要求的因素主要有:利益集团、“舆论”机构、政党和社会运动。[18]由于利益集团表达政治要求的功能被弱化,“舆论”机构受政府监控,政党被政府御用或压制,遂使社会运动的爆发成为必然,这是20、30年代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主要原因。这些社会运动成为群体、阶层表达利益要求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动摇了政府的统治,这也是政府统治合法性资源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代化初期,特别是对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实现和赶超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取向而又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将十分有限的现代化基础条件动员和集中起来,并有效地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因社会变革而发生的动荡和衰朽。但上海独特的分割的统治格局已使政权的唯一性不复存在,社会运动的兴盛又对政权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具有现代取向、高效的政府一直无法建立,现代化一直无法高效、顺利地进行,反而步履维艰,折射出转型期社会的不成熟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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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浜正子着,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4—36
[5]市商会致国府电.申报,1931.9.20
[6]又上中央及广州各委员电(1931年9月28日).商业月报,1931.10
[7]请促实施和平议案通电.(1931年11月16日).商业月报,1931.12
[8]小浜正子着,葛涛译.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1
[9]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55—60
[10]上海商团小史.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86
[11]商会讲演抗日救国.民国日报,1931.10.6
[12]王晓籁谈对付暴日.民国日报,1931.9.28
[13]纪念国庆不忘国难.民国日报,1931.10.12
[14]市商会通电全国.申报,1931.9.20
[15]今日全市下半旗志哀.申报,1931.9.23
[16]市商会发电催促实行和平决议.申报,1931.11.27
[17]申报,1929.5.24
[18]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