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于党的道德理想主义——诸如立党为立国，党无私利“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2页。）。其二，以党治国的精髓是以党的政治纲领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注：《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6～437页。）至于以党治国的政治举措则是完全的权力垄断。“自革命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日，总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由本党完全负责。”（注：《中国国民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其三，以党治国具有政治排斥特性，这种排斥性既是针对“主义”这类政党意识形态的，也是针对政治人才任用的。在人才的选拔上，“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政党”（注：《与日本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页。），本党人才不够，可“借才于党外”（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在治理方式上，依靠人治，“党用人治的长处很多，人治力量乃大。”（注：《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0页。）
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在后来蒋介石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一步的落实，从而对于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国民党的定位与定型都与蒋介石有关。国民党的定位指的是，它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党，即作为一个党派它究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问题。国民党的定型指的是，它事实上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党。蒋介石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首先认定国民党是“唯一救国的党”。因此国民党当然地占据国家的所有权力。其次，国民党是一个由党国、党军、党治构成的不讲权利只讲义务的政党。而国民党中央展现于全党、全社会的是“导师”的姿态（注：参见蒋介石：《为什么要有党》。《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6～266页。）。国民党的党化国家定位与定型从此与中国20世纪政治结构的定位与定型具有了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可以说它为此后中国党化国家的国家政治组织方式奠定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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