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dquo;以党治国”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治军也产生了历史的影响。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其作为现代政党的建党纲领的自觉性、政党运作的严格纪律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的政治领袖兼思想领袖对于党化国家的思想取向，不可谓不鲜明。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和执政时期的领袖代表邓小平关于政党与国家基本关系的论述为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论述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比中国国民党更有利的将国家党化的道德资源。因为中国共产党既建立在“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8页。）。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1～652、651页。）。所以，他信心十足地宣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1～652、651页。）更加具体的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毛泽东在政治上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定位，中国共产党仍然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但将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在一起，更加认定“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上。”（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0页。）
与“以党治国”的思想相关，党化的军队、党化的警察、党化的政府，党化的经济、党化的教育、党化的文化、党化的日常生活，构成党化国家的严密体系（注：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以及第四部分“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和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格局：党在国家之上、党在国家之外，但是从党的作用方式上看，党又在国家之中。这种党化国家的理念，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