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演进脉络与政策框架

　　3. 赶超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工农城乡关系。20世纪50年代，随着发展中国家相继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城乡关系的矛盾焦点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阿瑟·刘易斯率先提出发展中国家赶超的发展模式，即以城市和现代工业为国家经济发展主体，将农业和农村资源，特别是无限供给的过剩劳动力吸收到城市部门，持续扩大工业部门实现经济发展。随后，拉尼斯—费景汉等发展并丰富了这一理论。此外，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关系理论、赫希曼的空间极化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等都强调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倡导以城市为中心推动经济发展。这些二元发展理论主导着发展中国家数十年的发展思路，将现代化等价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利用经济活动和技术、资本、贸易、人口等不断向城市中心集聚，推动整个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可否认，这些理论对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发展起到了积极地指导作用，但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即城乡差别并未因城市发展而自动消除，反而城乡差距不断加剧，为此该理论受到后来者的不断反思和批判。 
　　4. 城市偏向下的工农城乡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很多学者都聚焦于政治因素导致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利普顿率先提出，城乡差别突出表现为城市集团与农村集团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这是由一系列以城市为中心、自上而下的发展政策直接导致并加剧的，城市集团利用政治权力使社会资源不合理地流入城市。科布那基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偏向理论，他认为城市偏向不是孤立现象，是如阶级关系、政治制度等社会基本结构作用的结果，根本原因是低廉的食物价格及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偏向城市的投资战略、农村地区缺乏基本的健康保健和教育设施等。有鉴于此，很多学者更加关注农业农村发展。斯多尔强调自下而上的发展，以农村为中心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要并保持四个领域的平衡关系：政治上给予农村地区更多的自主权；调整有利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全国价格体系；鼓励在农村地区开展更多的经济活动；在城乡及农村内部建立交通通讯网络。托达罗提出一套关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农村综合发展建设、缩小城乡就业机会差别、为农村农业发展提供更多实用性人才等。
    5. 空间均衡视角下的工农城乡关系。随着城市偏向战略带来的乡村凋敝、城市人口过度膨胀等诸多问题，很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空间均衡的重要性。1989年麦吉提出Desakota概念，是指同一地理区域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乡村性的行为，在城乡连接地区发生相互作用，并对聚落形式和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空间形态。这种新的发展形态不同于传统以城市为基础的西方城市化模式，而是强调以区域为基础、相对分散的发展模式。道格拉斯从城乡相互依赖角度提出了区域网络发展形式，乡村结构发展变化与城市密切相连，城乡之间需要形成一种空间紧密联系和多样利益趋向的网络结构。罗德耐里十分强调城市体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应加强城乡联系，通过在散投资于第二位城市和集镇、村落，使城乡在社会和空间方面取得广泛发展，创造一个分散、连接和完善的城市体系。罗德耐里特别注重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的合理性，强调农村和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中小城市可以减轻大城市在住房、交通、就业和服务方面的压力，可以为农产品提供更直接的服务、装备和市场。 
　　二、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历史演进与战略转向 
　　我国城乡关系变迁既是特定历史背景和国情演化的产物，也具有国际社会普遍变革的一般性特征。自建国以来，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变迁大体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1. 休养生息背景下的互惠型工农城乡关系（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国民经济在极端落后条件下艰难起步，工农业基础都极其薄弱，现代化机器大工业极为匮乏。1949年主要农产品产量低于旧中国在1936年曾达到的最高水平，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占比仅为30%，农业部门就业人口达到84%，而工业劳动者仅占全部社会劳动者的6%。此时，国家面临工农业、城乡休养生息的双重任务，为此提出城乡兼顾和沟通城乡关系的发展思路。一方面，不断加强城乡之间的紧密联系。积极恢复和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大力发展集市贸易促进城乡物资交流，通过建立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体系加强城乡物资流通，城乡要素呈现相对开放、宽松的对流态势。另一方面，持续提高工农产品比价。1951年11月和1952年2月、9月、12月先后四次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大大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生产的扩大也促进了城市发展，城市人口由1949年的5 765万增加到1957年的9 949万，城市化率从10.64%提高到15.4%。 
　　2. 赶超发展背景下的割裂型工农城乡关系（1958—1978年）。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赶超发展道路的国际浪潮下，我国开始逐步走上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从1953年起，国家经济中心从乡村向城市转移，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1958年国家颁布实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至此城乡真正走向分治。户籍制度与粮食供给、就业、人事、住房、医疗、生育、社会保障等挂钩，在保障城市居民基本需要和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将农民束缚在农村土地上。1958年我国开始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使农民固守在农村、农业和集体经营上，极大地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在统购统销制度、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等共同作用下，我国城乡之间的联系和要素流动被完全切断，形成和固化了相互封闭、相互隔绝的城乡二元结构。受发展指导思想和国际政治局势的影响，我国工业化战略经历两次大的调整，一是1958—1960年“大跃进”时期，实行“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片面追求钢铁等集中重要工业品增长。二是1964—1978年大力推进以发展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的三线建设。这种片面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加剧了工农城乡矛盾，造成城乡结构严重失调。据不完全统计，1953—1981年农业通过价格转移、交税等形式向国家提供剩余超7 000亿元，大大削弱了农业发展能力和农村发展基础。同时，片面的重工化发展战略导致城镇化停滞不前，到1978年我国城镇化率仍维持在17.92%的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