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亏空、延迟退休与改革阻力

整低龄退休政策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何时做、怎么做的问题（刘万，2013）[11]。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延迟退休可在个人最优决策和社会效用最大化之间找到切合点，政府应当放松固定退休制，改为弹性退休制（曾燕等，2013）[12]。与此同时，有必要建立起一套基于退休年龄的养老金支付调整机制，为改革的有效性提供制度保证（王亚柯等，2013）[13]。

退休年龄的设置作为平衡养老金收支的重要参数，定得太低容易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如果无法继续提高在岗参保者的税负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那就只能延迟参保者的退休年龄了（林宝，2010）[14]。相关研究表明，延迟退休在短期和长期都能减少养老金亏空（王宇熹等，2010）[15]。然而，人民网的调查显示，94.5%的民众对延迟退休持反对态度，认为延迟退休对政府的缴费贡献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所得。⑥这种政府叫好、民众反对的现象表明，调整退休年龄应当从参保者的立场和态度出发才具有可行性。

然而，持有不同偏好和立场的参保者无法达成皆大欢喜的决策结果（Arrow，1951）[16]。但从个体对社会福利和收入差异的感知角度出发设计制度，则能缓解个体偏好差异所带来的决策困局（Sen，1970）[17]。尊重和维护个人私利是一项政策是否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前提（Olson，1965）[18]。养老改革过程中，让参保者获得同缴费贡献相对应的收益能够提高政策的可行性（Lacomba et al.，2007）。

延迟退休自然会造成个体在缴费负担和养老金收益上存在差异，要想增强参保者对改革的认同感，就得依据性别、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力资本状况来制定政策（郭庆旺等，2007；姚远，2012）[19-20]。当前女性退休年龄（50/55岁）低于男性（60岁），既是对女性的歧视， 又是养老金亏空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孙玄，2005）[21]。原新（2006）[22]认为，制定一些诸如降低提前退休者的养老金和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来提高参保者的劳动参与率，能有效发挥延迟退休的作用。因为，提前退休及低龄退休会加重在岗劳动力的缴费負担，从而抑制了参保者接受教育和积累人力资本的积极性，非常不利于缓解养老金支付危机（林忠晶等，2007）[23]。

然而，退休年龄的设定对男女健康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延迟退休问题上，应当给予不同性别参保者以选择自由、推行弹性退休制（雷晓燕等，2010）[24]。另外，当前中国高技能人才缺乏、年龄结构老化的问题比较突出，延迟退休应当遵循人力资本积累的周期性，不能搞“一刀切”的低龄退休制度，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