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财政改革

线图，而是基于各个时期的公共风险不断动态调整财政改革的目标与方向。从“放权让利”到“分灶吃饭”，再到“分税制”，是基于当时的客观环境与条件对财政体制进行不断的改革调整；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取消农业税”到实施“农村综合改革”，再到实施“乡村振兴计划”，财政在“三农”领域的改革也是基于我国农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历史变化不断演化和深入的。

2.“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是先试点后推广

这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分灶吃饭”财政体制改革中表现得很充分。我国幅员辽阔，如何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调动地方增收节支、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改革初期正处于思想上拨乱反正、工作上实现转折、国民经济百业待举的时期，各级政府要加快经济建设，普遍遇到财政资金紧张问题，希望手中有一定的财权。因此，各方要求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呼声很高。当时，一些同志认为财政管理体制集中过多，管得过死，束缚了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主张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财权，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当务之急。但调整财政体制，涉及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在调整分配格局的时候也可能因为制度设计的问题产生系统性风险。如果在一开始就贸然出台体制调整的制度，风险就无法预期。在实践中，我们按照先试点后推开的原则，走出了一条带有行为主义色彩的改革模式。改革之初，财政部专门成立了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在江苏试行办法的基础上设计了几个方案，反复进行比较，经过研究提出，从1980年起，在全国大多数省份试行江苏式的财政管理体制，即“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办法；同时，在四川进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试点。当时，人们把这两种办法称为“江苏式体制”和“四川式体制”。1979年10月，确定四川省1980年先走一步，其他地区做好准备工作后再试行。1980年2月，经过充分酝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正式出台[7]34。

三、从“量变”到“质变”与渐进式改革

1.渐进式改革的马克思哲学原理

渐进式改革与“摸着石头过河”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改革策略，但“摸着石头过河”属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