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财政改革

“命令—服从”关系，地方政府没有博弈的权力和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发挥“两个积极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下放部分经济权和行政权，包括一些原属于中央部委的经济管理权，一些审批权，矿山、土地、森林等资源的管理权和出让权、财政包干制和分税制改革后的剩余财政收入自主权等，地方政府因此掌握了辖区内各类事务的经济自主权、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支配权，地方政府的竞争主体地位得以形成，成为一方博弈主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由“命令—服从”式单纯的行政隶属关系，变为代表整体与局部不同權力和利益的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建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措施。2016 年8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央地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如何划分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如明确了“谁的财政事权谁承担支出责任”“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事权”等重要原则。

在制度上实行单一集权制，但在实际中又体现了地方行为上的灵活性，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而国家又始终能保持稳定的制度优势。“调动两个积极性”给地方很大的空间，极大发挥了地方发展经济的内生积极性。“放权使国家（中国）极大地受益。放权产生了地方发展主义，即以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受到地方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在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上成为了主要的角色。和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12]

集权与分权统一的财政体制，有效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既激发了地方活力，又保证了中央的统率作用，这样的中国经验就是关于整体与局部的辩证法的成功创造。

七、结论与展望

党的十九大在准确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同时，也更加强调“风险”，指出要有效抵御重大风险，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要求各级政府和党员干部要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对于过去认为是好的做法，也要根据情况及时调整。例如，中央与地方关系，过去“调动两个积极性”与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与是密切相关的，但这种做法也在当前也产生了一定负面的影响。为了追求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地方政府自身价值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