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网络问政”现象的再思考

　　在西方范式影响下，许多剖析当代中国互联网政治沟通现象的文献也将“公共领域”作为主要理论资源④；它们大都聚焦互联网对中国公民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自发意见表达的推动作用，而对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政治沟通则甚少讨论或评价不高。关于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有学者将中国的网络论坛视为“凭借新的在线对话媒介沟通的零乱的公共空间”⑤，还有学者用公共领域理论剖析中国报纸网站BBS上的讨论，认为“中国网络空间里的政治公共领域尚在发育，讨论质量已臻一定水平，但若用对话复杂性及异见呈现度衡量则远未成熟”⑥。至于互联网“公共领域”与中国政治转型的关联，人们的看法见仁见智。郑永年等对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之于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评价甚高，“通过由赛伯（cyber）公共领域促进的社会互动和身份政治，互联网促进了集体行动”⑦，麦康勉（McCormick）等则从反面指出政治转型是中国互联网公共领域变迁的前提，“关键问题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体制变迁。接踵而来的新媒体技术欢迎一个集中性和政治性较弱、商业性更强的体制结构”⑧。哈特福德（Hartford）的论文是笔者视野里为数不多的论及当代中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联网政治沟通的文献，对网上市长信箱等沟通形式持保留态度，“它们对改善官僚-行政运作更有效，而非促进迈向公民社会的参与式民主”⑨。

　　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政治沟通实践：历史视野下的广东“网络问政”

　　当代广东的“网络问政”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网络问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据广东“网络问政”主要平台奥一网编辑蓝云回忆，广东“网络问政”的第一推动力源自2007年底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出的解放思想号召；该网站旋即推出了题为“捎给汪洋书记的话”专题，得到热烈响应，日发帖量在500条以上⑩。在问政议程设置上，奥一网围绕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从2010年5月起先后举办了五场线上和线下同时开讲的群众论坛，涉及交通、文化、教育、住房保障等市民关心的重大话题。为将“网络问政”制度化，广东省委办公厅已召开了四次网民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设定了相关职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