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网络问政”现象的再思考

　　另一方面，网民的政治沟通热情在“网络问政”中被充分激发。奥一网上设置了给广东省市各级干部留言的板块，到2010年9月15日，网友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留言已达74580条，给广东省长黄华华的留言也在万条以上。2008年2月，十名在广东“网络问政”活动中见解独到的网民精英关于广东发展的长篇帖子被汇编成“岭南十拍”并结集出版，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在2008年4月17日与汪洋和黄华华亲自对话的机会。

　　若我们沿用上述西方讨论互联网政治沟通的惯常范式，在“公共领域”视野里看待当代广东“网络问政”实践，很可能会得出一边倒的批判性结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憧憬的是一个由私人组成的相对独立于政府与商业利益的讨论空间，政府对政治沟通的影响自然不被看好，“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控制”。地方政府对互联网政治沟通的深度介入和组织，显然不符合“公共领域”的要求。

　　丁学良曾呼吁国人考虑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的成长背景，“西方社会科学无论从起源看还是从迄今的问题形成体系看，均是根植于和反思于西方社会变迁的认知体系。即使是它的那些最抽象的分析概念构架，也无法把其中历史的、经验的内容全然‘蒸馏’去尽”。这促使我们反思用“公共领域”理论探讨当代中国互联网政治沟通的适用性。我们认为，“公共领域”理论的生长离不开自社会契约论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个人权利至上的思想土壤，借以比照全球化时代西方权利观影响下中国公民在互联网上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自发意见表达（如强国论坛上的网民讨论）大致不错，可若要以之观照自1978年以后“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的社会主义中国里发生的互联网政治沟通的全貌，只怕是管中窥豹、解释力有限。

　　既然“公共领域”的视角较为片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当代广东的“网络问政”呢？周永明在当代中国的互联网引进与清末中国的电报架设之间建立的勾连提醒我们，研究的历史化是我们透视当下现实的捷径之一。联系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与公民的政治沟通中对媒体的应用，我们认为，广东的“网络问政”延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