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匪区”[52] (p48)，抢割稻禾，粤赣省逃跑群众就经常在国民党军队组织下“回来抢禾”[53] (p46)。
    为制造赤白对立，实现对苏区的封锁、利诱之外，国民党政权对农民还极尽威吓之能事：“麻城赤白的群众，因为交易断绝的关系，每每夜晚赤白区民众挑东西到山寨里去做生意，夜中而市，后被军队察觉了，杀了一些农民，以后又不敢来往。”[4] (p133)盲动政策时期，中共为发动农民革命，曾有将农民房屋烧毁、财产毁坏以逼迫农民参加革命的情况发生（注：李聚奎回忆：“有的人把烧掉群众的房子当作促使群众起来革命的手段，说只有这样，才能把小资产阶级(农民)变为无产者，迫使他们走上革命。”(《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由于这样做既违背中共的革命原则，也未始有利于争取民众，因而很快被制止，倒是国民党方面后来又有人采取这种方法与中共对抗。他们“压迫农民反水的方法，将此地农民的东西没收带他们到另一地方去抢，准抢三天归各反水农民，然后逐一做去，使这些农民被迫的不得不反水”[54]。这一做法可谓一箭双雕，既使农民不得不跟随他们，同时还可加剧赤白对立。
    在和中共的对抗中，国民党政权一方面消极地威胁利诱，制造、加剧赤白对立以限制中共影响；另方面，也采取积极手段，竭力进行自我改造，与中共进行政治争夺。当时，国民党内要求改进政权、军队和民众关系的呼声不绝，强调“军队和地方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军人要爱护百姓，百姓要帮助军人”[55] (p11)；“剿匪的军队除努力剿匪之外，还要特别注意严肃自己的纪律”[55] (p19)。从争取民众的目标出发，他们强烈反对杀戮苏区民众，指出这样“捕来杀去，他们只有坚决的跟起匪走，永远不会回头”[55] (p19)。强调：“匪屋不烧，或尚有悔过反正之日，一烧其屋，即迫其终身从匪……摧毁社会之资财，增加穷人之数量，迫其为匪，正合共党之希望。”[56] (p41)从第二次“围剿”开始，国民党就在改进自身形象、争取民众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宣布蠲免江西全省田赋、地租；颁布《保护佃农暂行办法》，规定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如遇天灾，佃农要求减租，地主不得拒绝；组织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难民”中青壮年随军返乡，协助运输、带路，或参加筑路等。随着“围剿”的进行，这一政策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