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闽北、闽西公田普遍占50％左右，如闽北闽西的古田过溪占61.4％，永安吉前保占56.6％。(《福建省共有田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109页)公田作为一种宗族、团体的占有形式，多数情况下不能将其与地主、富农私有田地简单等同，虽也普遍存在贪污和中饱私囊的现象，但在调节社会关系上有时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和这里根深蒂固的宗族制度相结合，为赤白对立的发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决定了中共发动农民过程中既可以充分运用利益驱动号召农民，同时也可能需要承受这种利益冲动带来的消极影响乃至重大破坏。
    在诸多因素影响下，赤白对立成为苏区的一种痼疾，它的存在，事实上成为苏区发展壮大的绊脚石。从苏区建设看，由于赤白对立，“经济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业的不能出售，而一般农民日用必需之品(油盐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买不到，因为豪绅地主及大富农都被赶出去了。同时又因抗债的关系，农民无处借贷，粮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区农民感觉革命后更痛苦，虽然是没有地主豪绅及高利贷的压迫和剥削了”[57] (p264)。这一描述当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反映当时苏区的实况，但确实说出了赤白对立对苏维埃政权巩固、发展的障碍。更重要的，赤白对立严重影响到苏区的对外发展，在赤白边境地区，由于“侵犯了贫苦工农的利益，以及豪绅地主武装的镇压与欺骗，我们部队一到该地，常常上山打埋伏，不同我们见面”[58] (p644)。而游击队所作所为，使“白色区农民欢迎红军不爱游击队，甚至要求打游击队”[59] (p89)。在福建就有“群众要和土匪一起的拿长筒火炮来打我们(如温家坊、温坊)，群众说土匪和红军差不多(吴家坊一带)”[60] (p187)，由此在赤白边境地区形成一种“白打赤、赤打白依然部落式的战争”[61] (p256)。在区域对立态度的支配下，阶级对立的宣传有时失去了作用，鄂豫皖苏区由于“赤白对立的现象已弄得牢不可破，敌人在寨子上又用许多话欺骗农民，我们对农民宣传‘穷人不打穷人’，他说：‘谁要你们穷，你是穷，你们是穷鬼跟着的’”[62] (p231)。正如邓中夏所总结的：赤白对立“可以使苏维埃区域陷于灭亡，不仅不能把赤色区域的影响扩大出去，而且使白色区域的群众仇视赤色区域”[5]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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