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农村有力阶层的利益（注：利益阶层的肉体消灭，使农民可以获得对其财产占有的安全感，所以中共盲动政策其实和农民的心理需要是有一定关系的。湘南暴动中，农民“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CY湘南特委XX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作为报复，受到国民党军支持的反苏维埃地方武装回到当地后，往往对参加革命的民众展开屠杀。湖南平江自1928年初暴动后，“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子，计在数千，而同志和革命民众殉难的，亦不下数千人”，许多地区“数十里或百数十里，几无一栋完善的房屋，无一处尽青的山，共计全县被烧的房子，总在十分之四、五”[2] (p43～45)。安徽的六安、霍山苏维埃区域1930年底被国民党军攻占，群众“论批的被拉去杀，砍头、腰斩、活挖心，每天平均各局子都有五六十尸体狼藉”[10] (p367～368)。地主疯狂的屠杀又激起民众的强烈愤恨，以致“报复心理非常浓厚……要求以烧杀抢劫来答复白色恐怖，其气之高真不可制止”[11] (p225)。中共有关文件明确谈到：“各苏维埃区域边境严重的红白对立现象，就是这种报复主义造成的结果。”[12]
    在对立情绪不断蔓延的情况下，相互间的报复行为，往往超越出阶级对抗的范畴，变成区域之间的对抗。福建“蛟洋农民烧丘坊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九十余家”[13] (p117)。福建宁德横坑民团与中共开辟的游击区敌对，引起苏区群众愤慨，“见横坑人即杀，横坑人就不敢向游击区域来买东西”[14] (p120)。广西右江“土豪率地主武装数十过河烧了三个村庄，抢牛、羊、女人，韦(拔群)即集中四千人过河去，烧了十三个村庄，横直三十里，也抢劫、拉牛，捉女人等。地主便将该地人民组织起来，有四区队伍与革命对立起来”[15] (p48～49)。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指出：“红白两边，杀过来，杀过去，成了不解的冤仇……乱抢乱烧乱杀的结果，反造成那边的群众更加坚决的反对革命。”[16]
    为鼓动民众、克服地方、宗族观念，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时常常组织农民跨村跨乡打土豪。在苏维埃区域内，跨村跨乡活动虽有可能触发宗族间的冲突，但总体处于可控制状态，且村庄间的运动是相互的，负作用不甚明显；而在边区打土豪则成为苏区对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