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区的单向运动，且由于对当地具体情况不了解，行动往往失控，鄂豫皖“红军到了白色区，赤区农民就去运输粮食，有些运输队，甚至红军到了那里，他不管是农民的是地主的，什么东西拿了就走”[17] (p242)。中央苏区有些部队“打土豪弄成找给养饱口腹的简单意义。当打土豪时，情愿放弃土豪不捉，不愿放走一个猪子和鸡子，结果不要宣传，不把大部财物发给群众，不贴条子，捉得的土豪也不捉。用枪打猪，吓跑老百姓”[18]。这种乱打土豪的行为使一些地方力量强大地区极易因此组织起来，与中共进行武装对抗。而在土著居民和客家人混居地区，也往往在土客矛盾基础上又增加赤白矛盾，使两者对抗进一步加剧。当时有报告谈到湘鄂赣情况：“边境各县的居民客籍人(广东潮梅人)占半数，土籍与客籍已成了两个对敌，尤以铜鼓为最甚……地主利用家族关系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向客籍民众进攻(因为客籍民众是革命的)，演成土客界限的斗争，是分散无产阶级战斗力的，是模糊阶级斗争的。”[19] (p205)

   　　　　二

    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以发动群众革命为己任，对群众利益、群众情绪始终予以高度重视。赤白对立现象出现伊始，中共各级部门就已有所意识，随着其范围的扩大和危害的增长，更予以高度重视并力图加以克服。1931年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前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严厉批评了红四军“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一条街”[20] 的错误，责令公开作出赔偿。当计划进攻和赤区有强烈对立倾向的七坊时，更明确要求：“到七坊后要开和平会，立和平公约，第一条要两方不再相打，大家一起打土豪。”[21]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告诫游击队：“在每次进攻反动统治区域之前，必须对自己部队及参加斗争的群众宣传纪律，绝对禁止侵犯贫苦群众的利益，不准乱烧他们的屋，不准乱杀他们的人，不准乱拿他们一点东西……豪绅地主的谷子衣服猪牛用具，原则上要完全发给当地贫苦群众，这是发动群众的斗争的必要策略。游击队和参战的红色群众决不可取得太多，因为倘若游击队取得太多了，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起来对当地豪绅地主阶级进攻，并且有引起当地群众的地方界限姓氏感情继续受豪绅地主欺骗，对抗红色群众的危险。”[12] 同时，各苏区都作出决议，要求严控赤白对立的发生，主要包括：“整理游击队……严格执行纪律，反对乱烧、乱杀、乱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