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用各种宣传鼓动方式，说服赤区群众”；“以阶级的口号揭破统治阶级的欺骗与挑拨”；“向白区群众承认过去的错误”；“发动白区群众的阶级斗争”；“召集赤白区群众的联欢大会，订出和平条约”。[8] 中共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一直到苏维埃革命终止，赤白对立现象也未得到完全制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1934年初，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仍然强调赤白交界地带“苏维埃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的发给当地群众……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22] (p302)。可见赤白对立仍然是中共面临的一个难题。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早期形成的负面影响持续存在；另一方面，苏区内外造成赤白对立的因素未能彻底消除，使赤白对立成为大部分苏区难以克服的硬伤。
    一部分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乱打土豪是赤白对立持续并加深的最为直接的原因。为动员并组织民众，最大限度利用民众力量，苏区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这些武装的供应依赖地方，在战争环境下常常难以为继，利用到白区活动机会，筹集粮款，是其创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各级机关对这一做法实际也采取默认态度，各级部门“检查工作时，首先问‘多少钱’，不去检查打豪劣地主与民众的情绪如何”[23] (p196)。有的游击队把打土豪收入“抽十分之一作伙食尾子分”[24] (p98)。同时，对于游击队到白区活动，中共中央指出：“分发豪绅谷物衣服给群众，是挺进游击队在数小时内取得群众拥护的最有效手段，每到一地，必须在最近期间最大限度进行这一工作。”[25] (p364)这就是说，游击队进入白区后，必须迅速开展打土豪行动，在对情况不熟悉背景下，出现问题在所难免，由此造成的一些问题具有相当的必然性：“地方武装过去行动，大多数都是陷于单纯筹款的泥坑中，许多行动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经费，一到白区，豪绅地主走了，贫苦工农也乱捉乱打一顿，造成一种白区群众害怕游击队，甚至在豪绅地主欺骗之下来反对苏区，为难游击队。”[26] (p594)当时，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地方武装“一到白区便乱捉人，乱抢东西，到处都是表现绝不容许的侵犯中农贫农利益，脱离群众的盲动行动，甚至形成赤白对立……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