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南丰县的白区边界的群众，一见红军就跑光了，什么东西都搬去，到处都向我们打枪，捉杀我们的红军病兵，及落伍士兵”[27] (p645)。1933年福建省委的工作报告列举了游击队的种种违纪行为：“赤田区拷打富农罚款，武平向贫农强借米物，红屋区的游击队到曹吴捉贫农罚款，连城的游击队甚至被群众呼为‘游击贼’。”[28] (p509)即使是赤白对立相对较轻的赣东北苏区也发现：“苏区游击队出发游击时，往往不坚决执行阶级路线，捉到白区群众进苏区来，县区的党与苏维埃不艰苦进行教育工作争取他们，只是往看守所一送久不过问。”[29] (p304)除获得收入以维持生存需要外，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军纪、政治工作薄弱、素质较差也是导致乱打土豪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装发展过程中“总带有或多或少的强迫，甚至完全用强迫命令而编的”，“兼之平时没有教育训练与党的领导薄弱……到白区乱抢东西则是普遍的发现”[30] (p367)。“因为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有许多赤色武装到白区去，不坚决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负责人也不切实做到，工农的东西乱拿，群众跑出去了，以为这些是‘反革命的东西’，也可以打土豪！”[31] (p319)虽然当时指导机关明确要求“党要坚决转变乱拿白区许多东西，不问穷人富人都捉来的许多错误，应当把赤卫军、游击队在白区行动的政治教育与军事纪律的建立成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对立”[32] (p397)。强调：“应当严厉反对一种说法，以为白区群众跑我们的反，纯然是受了白色恐怖的威吓及反动宣传的结果。应当有勇气来认清这一个事实，就是红军自己的政治工作不好，破坏政治影响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33] (p459)但是，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一些不谙苏区实际的领导人掌控苏区后，不顾客观可能一味强调发展、壮大地方武装，上述问题不但无法克服而且愈演愈烈，以致福建莆田游击队甚至“因没有钱吃饭，化装反动军队去抢商店，结果给农民缴去枪六枝，被捕队员七人”[34] (p91)。
    随着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当苏维埃区域向城镇扩展时，传统的城乡间相互敌视也对赤白对立现象发生重要影响。农民敌视城市原因很多，中共当时较多站在农民立场上理解这一问题，谈到：“城市方面的一般人，对于乡下人有鄙视欺侮的举动，是很普遍的事实，因此发生了城乡恶感”[35] (p27)；“农民上县的时候，则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