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查异常严厉，有时借故寻衅，将农民捉去罚款，弄得一般农民不敢到城里去购买货物，农民非常怨恨城市。”[36] (p125)相当程度上在这种怨恨情绪支配下，“在游击战争发展到城市去，农民便摧毁城市以泄恨”[37] (p53)。湖北“黄安第一个城市七里坪，被农民烧得一屋无存”[38] (p111)。闽西农民在中共组织下攻城时，“农民更喊着‘杀尽城内人’、‘烧尽城内屋’的口号……他们都说：打进了城不但要杀尽抢尽烧尽，而且还要将城墙拆去。于是城内豪绅地主便利用这些口号去煽动城内贫民仇视我们。果然，一般贫民受其利用，做侦探、当团丁、做向导，无所不为”[35] (p27)。
    应该承认，无论是中共早期的盲动政策，还是地方武装的乱打土豪，以及农民对城市的破坏，其实都和普通农民追求利益的天性无法分开。中共的土地革命和农民的支持息息相关，而为获得农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利益的让步又不可缺少。事实上，当中共武装攻打城市或到白区活动时，当地群众通常都是积极的参加者。这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同时也和其到城市或白区搜罗财物这一利益目标直接相关。在这一背景下，不分阶级、贫富乱拿财物变得难以避免。张震回忆，平江起义胜利后，有些进城的农民“趁机捞东西，有的扛着大锅回家”[39] (p23)。湖北大冶在攻打一个白色村庄时，“参加的群众有三、四千人，结果将常练队缴了械，但农民之土匪行动，及报复观念非常的深，搜洗一空及烧一、二十家的豪绅的房子”[36] (p131)。江西万载农民甚至出现“七八间(处)抄抢队的组织”[19] (p193)。
    为鼓动群众参与，农民一定程度的抢掠行为事实上得到某些中共基层组织的允许。湘鄂西苏区由于粮食歉收，出现一批灾民，“当红军在附近办给养时，这批灾民就成群结队去，无管贫、中农一概没收”[40] (p145)。湘鄂西分局在给鄂豫皖分局的信中更把到白区没收财物、粮食当作经验介绍：“灾民问题，依据我们的经验，无须部队掩护，灾民成群结队的可到白区去……你们的责任不在救济而在有组织的领导到附近白区斗争……我们去年可说颗粒无收，主要的办法是在附近白区没收，红军在附近白区行动，才得到相当解决。”[41] (p203)灾民抢劫的现象在湘鄂赣同样存在：“避白逃亡的群众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很好救济，形成一种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