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发动群众去参加就是去掠东西。有的群众说‘你们得的是钱，我们得的是坏东西’。攻进乡村时豪劣地主逃跑了，存下来小儿老人，也杀得鸡犬无存。”[23] (p196)1934年北上抗日先遣队报告：“我们打罗源县时，群众戴了小斗篷，拿了梭镖、扁担，足站了有五里路长。县城一打开就自动地拿东西，阻也阻不住，话也听不懂。”[45] (p52)

　　　　三

    在动员农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资源、手段上，国民党在苏维埃时期远远无法和中共相比。正由于此，作为在民众中缺乏深厚基础及影响力的一方，赤白对立事实上为他们所欢迎。赤白对立可以有效地限制中共力量向其控制区域的渗透，而其对苏区的影响，由于拿不出像土地革命这样富有号召力的实际措施，本来就困难重重。因此，和中共极力想消除赤白对立不同，赤白对立为国民党统治地区构筑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们乐于看到的。同时，维持及造成赤白对立，也符合其封锁苏区、打击中共的战略目标。
    国民党方面制造和加剧赤白对立主要凭借的是苏维埃革命的被打击者及中共在开展革命过程中的一些错误。随着土地革命的进行，苏区内外的地主、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的打击对象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坚定拥护者，同时一部分中农及包括贫农在内的其他一些阶层出于对中共的误解也产生恐惧心理，而中共苏维埃革命初期的盲动政策及后来的“左”倾政策都加剧了这一倾向。中共有关报告承认：“盲动主义乱烧乱杀，不做地方群众工作，缺乏宣传，打土豪只为游击队本身，不把当地豪绅财物发散各地贫苦工农。这种错误往往被豪绅地主利用去争取群众，说游击队是土匪，并利用群众来和游击队对抗。造成群众非阶级的赤白对立，以抵抗革命势力向外发展。”[46] (p268～269)这样，当国民党方面试图在政治上与中共展开竞争时，这些都成为中共可被突破的软肋。和国民党政权一样，作为土地革命中的被打击对象，赤白对立也符合着豪绅地主的利益，因此，他们比国民党政权更积极地制造着赤白对立：“龙港的豪绅(非赤色区域)利用宗法社会关系，鼓动一些盲目群众，准备向当地同志进攻。”[36] (p131)湖北阳新“南乡土豪有少数能用改良主义团结氏族民众(如将家财散给家族，诱骗同志自首)”，他们可以“号召一部分民众向我们进攻”[47] (p145)。
    当国民党政权和豪绅地主在维持赤白对立上达成一致时，他们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