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常动用的资源是宗族制度。主要由地主构成的农村士绅阶层在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他们在乡村中拥有的财富、文化、社会资源，通常成为宗族的控制者和代言人。宗族凝聚力越强，其权威和号召力也愈大。苏维埃革命展开后，为对抗中共土地革命的影响，国民党政权和地方豪绅充分利用宗族制度并将其与地方观念结合，发挥出相当的作用。1930年间国民党政权在鄂豫皖地区曾“利用封建宗族策划分裂农民队伍，使许多地方发生农民反水，出现许多以户族为首的反动据点和反动武装，对根据地实行烧杀抢掠”[48]。福建漳州也报告：“这里姓杨的农民，我们没有工作，在士绅地主领导之下帮助反军进攻我们，这是给我们火线上一个很大的打击。”[49] (p91)通过宗族和地方观念的号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绅力量较强地区，形成制造赤白对立对抗中共的有力力量。鄂豫皖苏区的麻城黄土岗区“十数万农民群众在有力的反动官领欺骗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加以普遍的封建迷信的红枪会的组织，使该区成为纯粹的反动白色区域，数月来没有方法打入革命的宣传与组织进去。该区反动枪会不断地向赤色区域进攻，有时数百、有时数千群众前来，赤色区域群众亦数百数千的与之对峙。”[50] (p142)由于该区组织得力，在三面均已赤化后，中共仍始终未能实施渗透。同样，中央苏区兴国、于都、宁都、永丰四县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区民性“在历史上有名的蛮悍，从来不纳税，不完粮，不怕官兵”，苏区建立后，他们“受土豪劣绅的欺骗，中氏族主义的毒很深。那些豪绅地主团结本姓穷人的口号是‘宁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这种口号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所有的群众都被豪绅地主抓在手中”[16]。中央苏区一度大量存在的“土围子”基本即为这种宗族力量的集合。
    在挑起赤白对立的过程中，农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国民党所利用。鄂豫皖苏区报告国民党方面和豪绅地主“利用群众爱东西的心理，去领导群众出来抢东西，抢去的东西、牛、羊、谷等，他们得十分之七，群众得十分之三。”[4] (p122)福建漳州民团则“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动群众……向赤区进攻，抢掠赤区群众的猪、牛、粮食，搬不动的东西放火烧，锅子不要的就打破”[51] (p24)。在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专门制订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